據有關史書記載，我國的歐亞種葡萄(即在全世界廣為種植的葡萄種)是在漢武帝建元年間，歷史上著名的大探險家張騫出使西域時(公元前138―前l19年)從大宛帶來的。大宛，古西域國名，在今中亞的塔什干地區，盛產葡萄、苜蓿，以汗血馬著名。

　　《史記·大宛列傳》：“宛左右以蒲桃為酒，富人藏酒至萬余石、久者數十年不敗”。“漢使(指張騫)取其實來，于是天子始種苜蓿、蒲桃。”在引進葡萄的同時，還招來了釀酒藝人。據《太平御覽》，漢武帝時期，“離宮別觀傍盡種蒲萄”，可見漢武帝對此事的重視，并且葡萄的種植和葡萄酒的釀造都達到了一定的規模。

　　我國的栽培葡萄從西域引入后，先至新疆，經甘肅河西走廊至陜西西安，其后傳至華北、東北及其它地區。

　　到了東漢末年，由于戰亂和國力衰微，葡萄種植業和葡萄酒業也極度困難，葡萄酒異常珍貴。《三國志?魏志?明帝紀》中，裴松子注引漢趙岐《三輔決錄》：“(孟)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孟佗是三國時期新城太守孟達的父親，張讓是漢靈帝時權重一時、善刮民財的大宦官。孟佗仕途不通，就傾其家財結交張讓的家奴和身邊的人，并直接送給張讓一斛葡萄酒，以酒賄官，得涼州刺史之職。漢朝的一斛為十斗，一斗為十升，一升約合現在的200毫升，故一斛葡萄酒就是現在的20升。也就是說，孟佗拿26瓶葡萄酒換得涼州刺史之職!可見當時葡萄酒身價之高。

　　到了元朝，葡萄栽培與葡萄酒釀造有了很大的發展。葡萄種植面積之大，地域之廣，釀酒數量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當時，除了河西與隴右地區(即今寧夏、甘肅的河西走廊地區，并包括青海以東地區和新疆以東地區和新疆東部)大面積種植葡萄外，北方的山西、河南等地也是葡萄和葡萄酒的重要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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