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湖南在蔡倫的造紙術里、在醉僧懷素的狂草書法里、在魏源“師夷之長以制夷”的治國論點里、在曾國藩的勇猛湘軍里、在數代貢品酒的芳香里;近現代湖南則在齊白石的國畫里、在毛澤東的謀略里、在田漢的國歌里、在袁隆平的稻種里、在酒鬼酒的馥郁香里!所以湖南文化中有著極為強烈的政治意識，尤為突出的就是愛國主義精神。這些文化特點也都體現在湖南的酒文化里，南岳洞庭，岳麓湘水，湖湘美酒飄溢著醉人的芳香。

　　在歷史文獻中，古人對湖湘飲食亦有豐富的記載。如屈原在《楚辭》中就提到過衡陽古酒“骿酒”，并稱其為“楚源骿”，他還在《招魂》中，對楚地湖南宴席上的美食和美酒均做了詳盡而生動的描述。《戰國策·魏策》載“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據專家考證，儀狄為女性釀酒官，極有可能是古武陵地域的部落先民。特別是古武陵文化圈的“酉水”、“澧水”，就與酒文化有著相當密切的聯系。《辭源》中寫道：“古文酒與酉同”。

　　按湖南民間說法，酉水河以前又叫酒河。而《酉水·禹貢》說酉水就出自今沅陵，酉水流域分屬湘、黔、渝、鄂邊區的武陵山地，為古酉人的世居地，酉水古稱酉溪，是武陵五溪之一。“遠在唐虞，為三苗地。”“楚、秦為黔中地，漢以降，先后設有酉陽縣、酉陽州、酉陽軍、澧縣、澧陽縣等”。

　　古代酉、酒、醴、禮都是相通用的，醇酒也叫醴酒，甲骨文中此字正象以陶豆盛醇酒祭神之狀，后人加酉旁為醴，《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載：“始立宗廟，以酒曰醴”，上古時善于釀酒的部落所居之水為澧水。另外，楚國一地盛產菁茅（也稱之為苞茅），《禹貢》、《漢書·地理志》等就有“包匭菁茅”的記載。這種茅草同樣也盛產屬于楚國的湖南湘北和湘西一帶。

　　周天子讓楚人上繳的貢品，就有這種茅草，主要用于縮酒祭祀。另外《論語》、《楚辭》、《呂氏春秋·本味》、《齊民要術》、《藝文類聚》、《北山酒經》等文獻對湖湘飲、食均有豐富的記載。

　　另外，在湖南民間還有許多關于炎帝湖南酒——酒文化——造酒傳說，中華民族被稱為“炎黃子孫”，炎黃二帝中作為中國農業文明的開創者和傳播者的炎帝，“始作耒耜，教民稼穡；普嘗百草，始有醫藥；治麻為布，制作衣裳；日中為市，首倡交易；耕而作陶，創制陶器。”炎帝締造了中華古國最早的文明，為發展社會生產力，為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被后人譽為是農耕文化的創始人。

　　炎帝在湖湘大地上留下了豐富的足跡，湖南是神農炎帝和黃帝的生活之地和炎帝安寢之地（株洲有炎帝陵）。炎帝是農耕文明的始祖，也是酒文化的奠基人，炎帝時代已具備了釀酒的原料、貯酒的設備，并從猿猴造酒總結出了釀酒的技術，當然，炎帝貴為帝王不可能親自動手，只能教導和指導他人釀酒，依此來看，那釀酒之人必是湖南先祖了。

　　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不僅有酒和大量殘留食品的遺跡出土，而且還有食簡、筷子和飲器、食器等，其量之多，其質之精，其包含的應用范圍之廣，足可以開一個漢代飲食博物館。

　　在西漢墓中出土的文物中關于酒的記載有白酒、米酒、溫（醞）酒和肋酒等幾類，特別是在出土的帛書《養生方》和《雜療方》這兩本醫藥學方面的著作中，還有我國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釀酒工藝記載；馬王堆漢墓女尸數千年不腐的原因之一就是經過了“七竅灌酒”；在澧縣城頭山城市文化群中，考古還發現了用于濾酒的“漏斗形澄濾器”，這便是距今7000年——9000年前在湖南已出現釀酒工藝的歷史見證。

　　湖南還發掘出了中國南方最多、質地和造型最優、堪稱國寶的青銅酒器。以上所述都從文字和實物上充分證明了古代湖南自中華人文初始時，就產生了酒文化。

　　“酒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發展,寓于傳統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之中,一方面,它的發展與中華民族文化相融相依;另一方面,它也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內涵。有人把“酒”比喻成是“文化”的酵母,歷數夏、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直到今天,酒與文化何時有過斷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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