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府和軍隊開始收緊酒消費之后，茅臺為代表的酒行業股票大跌，近日，解放軍報發文說《不喝酒并不傷感情》，意思是軍隊不要將喝酒當做拉近關系和感情的一種行為。

　　酒文化好像被認為是中國的古韻之一，但中國的人均酒精消費其實并不高，清朝時的傳教士就發現，中國人有酒士但無酒鬼，餐酒傳統不顯著，酒桌文化很醒目，大家會湊熱鬧，一起故意將人灌醉。但自己沒事吃飯不會抿個小酒。即使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酒精消費依然不是“強國”，主要原因是沒有餐酒傳統。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資料，中國15歲以上人口年人均消費酒精大約4.21升，美國酒精消費是8.44升――這在全世界也是一個很一般的水平，但足足比中國高了一倍。

　　全世界最高的酒精消費水平都是有著餐酒文化傳統的國家，比如俄羅斯是11.03升，捷克高達14.97升，法國德國奧地利和白俄羅斯是一個層級，大約都在11升附近，連亞洲的韓國都有11.8升。很顯然，高麗人的餐酒文化傳統比中國要高，當然有人說，因為韓國人冬天冷的時間長，需要沒事來點小酒御寒。但是暖和的泰國有6.37，非洲的尼日利亞和烏干達都有9.78和10.93。總的來說，我認為，中國人其實是不好酒的。

　　中國人不好酒的另外一個證據是女人的酗酒率，這個數據基本可以證明一個國家是否真的愛喝酒。日本、泰國和韓國的女人酗酒率都比中國高。女人的體內水分比男人少，在飲用同量的酒精后，女人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會比男人高，所以女人如果真的愛喝，她們有著比男人更高的酒精依賴。女酒鬼出產比較多的國家，基本上都是餐酒文化非常盛行的國家。

　　另外一個試驗是加拿大滑鐵盧大學所做的調查，他們對華人移民到加拿大之后的酒精消費感興趣，發現跟國內相比，這些中國人的酒精消費大減，降低幅度甚至高達70%。原因很簡單，這些中國人在國內都是有身份的人，應酬很多，但搬到加拿大之后，沒有多少熟人，適應了國外那種不咸不淡的人際關系，酒桌減少了很多，跟在加拿大的韓國人不同，他們又沒有餐酒文化傳統，所以導致華人移民的酒精消費量大減。

　　雖然中國人不好酒，但是愛勸酒，沒有像俄羅斯一樣盛產大量酒鬼，但盛產大量居心叵測的勸酒士，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跟俄羅斯人相比，大部分中國人其實不覺得酒是好東西，不需要搶著喝。那么為什么愛勸酒呢？中國人的這種想法其實是一種“傷害性建立社會資本”的游戲規則，這可以算是一種“投名狀文化”：你必須通過某種傷殘自身的方式來顯示誠意，如果雙方都顯示誠意，那么就一起醉吧！

　　偉大的經濟學家阿克洛夫曾經描述過多種社會資本建立的途徑，比如同一宗教、同鄉同口音、同一幼兒園的家長……但是他沒法想象到有一種“酒精侵害性社會資本”的文化，如果不能喝酒的人愿意冒著頭疼腦裂風險醉酒一場，那么他是值得信任的，或者進入了誠意的門檻。

　　中國社會長期是層級社會，是沒有個人主義傳統的，個人必須社區化或者官僚科層化生存。對于底層人來說，他們需要某種身體上的受損付出以獲得信任，而對于高層來說，他們顧忌的是面子，但愿意用自己的“出丑”來獲得信任。那么酒桌的酒精文化則完美地滿足了這兩點，酒精既可以傷害人的軀體，同時醉酒也容易出丑，酒精是一個完美的“統籌物”。在當下中國，軍隊是最嚴格的等級化組織，而商場官場則是科層化社會，乙方有求于甲方，下級獻媚于下級。而在酒桌文化之后，中國人是厭惡喝酒的，他們大部分不愿意將酒精延續到家庭餐桌。

　　幾乎餐酒文化傳統都有限制酒精的各種文化或者勢力，比如宗教。正兒八經的宗教基本上都是禁酒的，認為酒精消費是有罪的，雖然基督教有圣餐酒，那是一種綴飲，將酒看做是耶穌的血。伊斯蘭對酒的禁止更是嚴酷，甚至嚴厲過豬肉的不潔。印度教也是討厭酒的，但因為有“酒入藥”的傳統――韋陀醫學認為酒可以在特定情況下作為一種治療的輔助，但印度教總體上是否定“酒入藥”以外的飲酒；就連鼓勵多妻制有點淫蕩色彩的摩門教也是限制酒精消費的。

　　事實上，中國一直以來沒有對酒精限制的文化，本土的儒家沒有道家沒有，連中國改良的佛教在唐朝鼎盛時期，都沒有向全社會推廣禁酒的立場。主要原因是中國人本質上不好酒，酗酒不是個大問題，也沒必要禁酒。中國人將酒作為“傷害性建立社會資本”的手段，中國人的白酒并不好喝，但是卻熱衷提高至與身體素質不匹配的烈度水準。中國的酒傳統是一種有點變態的“社交江湖機心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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