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基督教、伊斯蘭教并稱為世界三大宗教。約在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傳人中國，豐富的佛教經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反對飲酒人盡皆知，酒戒為佛教根本戒律之一。原始佛教經典《阿含經》也曾記載佛陀所育“不飲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

　　五戒，是為佛教徒所要遵守的五種基本行為準則，由此斷除惡因，進求佛果。雖禁止飲酒，但這也注定了中國酒文化與佛教之間的不解之緣。

　　佛教戒律反對飲酒，無論在家、出家都一律禁止飲用。嚴格地說，但凡有酒色、酒香、酒味，或僅具其一而能醉人的，不論為谷、酒、果(木)酒、藥酒、甜酒(蜜、糖、葡萄等釀制)、清酒，乃至酒醉、酒糟，皆在禁戒之列，飲咽則犯。戒律在佛陀時代的印度產生過實際的影響，如《佛說戒消災經》載，在佛法弘化初期的中心國家，當時有一個縣皆奉行五戒十善，全縣界內沒有釀酒者，一位大姓子弟因犯戒飲酒，被父母逐出了家門。

　　根據對象的不同，三藏諸部經典中把關于飲酒的過失歸納概括為兩類，一類是針對世間的在家人，多從一般現實生活、事業、財富的得失，利弊而言。以《阿含經》之《阿雀夷經》為代表，經中佛陀告誡富商善生世間有六種惡行能損財業，一類即是由飲酒而產生的六種惡行，“一者失才，二者生病，汽者易生爭斗，四者惡名流布。五者悉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損。唯有加以避免，才會財業日增，生活和樂另一類則是針4對信人的四眾弟子。是對出家眾人的開示，有“十過(顏色惡，少力，眼不明，現慎相，壞業資生。增疾病，益斗訟，惡名流布。智慧成少，壞命終，墮諸惡道)”、“三十五過”、“三十六失”等，不僅止于世間善惡得失，進而更上升至飲酒對出世的終極解脫的極大危害。除函括前類過失外，更從滋求、造作惡業、破壞信仰、妨礙修行等方面數陳其罪，以為信持佛法者的警鑒。

　　佛教是主張“出世”的，它要求人們戒除“三毒”(貪、慎、癡)。擯棄一切欲望和追求，坂依于佛、法、僧“三寶”。佛教重視智慧，飲酒之后還能夠自制而不致昏亂的人不多，而多飲酒或酗酒后的I}7事、喪德隨處可見。佛講究的是修身養性，四大皆空，是拒絕飲酒的，豈能詩酒瘋狂？所以，為了保持清醒，利于修行特別是為了達成修行的目的必須戒酒，不得飲酒乃是印度佛教徒的特色。在佛教眾多經典之中皆有戒酒，不但戒喝酒”，禁止教人飲酒，而且把“沽酒”(買酒、賣酒)列為“十重戒”，不得操持、沾染任何酒業、酒緣，即不得飲酒，不得嘗酒，不得嗅酒，不得賣酒，不得以酒飲人，不得謊稱有病欺飲藥酒，不得至酒家，不得和酒客共語。

　　總之，酒是昏狂之藥，一切嚴重的過失都因此而生。如《多論》以為此戒極重，能使人作四逆重罪，并能使人因酒醉而破犯一切戒，造一切惡，實是昏神亂思，放逸之本。經律中每每將酒譬喻為毒藥，甚至有寧飲毒藥不可飲酒的教誡。在佛制的戒律中，佛教徒亦非絕對地不可飲酒。依律制，倘患病而由醫生處力，不得不用的情況下使用酒，即以酒為藥，或飲，或含口中，或以酒涂瘡，都不為犯戒對原本嗜酒，出家后因戒灑而病瘦不調的僧人，佛陀也非毫不通融，一味禁止，而是為其略開方便之門。據記載，佛陀特許斷酒致病的比丘，以造酒植物的根莖、葉、花、果等的屑末，用白布包裹起來，放置于“無力不醉淡酒”中浸漬，“匆令器滿而封蓋之，后以清水投中攪飲”。或者“以面及樹皮，并諸香藥，搗篩末，布吊裹之，用杖橫擊，懸于新熟酒甕內，勿令沽酒，經一二宿以水攪用”，以此止息酒渴之病。也有允許病酒者于甕嗅酒味、以酒身、吃用酒和面作的酒餅，乃至于酒中自潰的記載。

　　漢傳佛教所承授的《四分律》，準許僧人在有病而其他藥治愈不了的情況下，以酒為藥，非唯“和水飲酒”，直接服飲也是可以的，較原始佛教似為寬松。但為防止濫行，《南山戒本疏》又特別強調，不是有病就可飲藥酒，而是必須用其他藥遍治不愈后，才能服用。

　　佛教雖禁止飲酒，但是卻也是對如今蠻橫勸酒、過量酗酒的糟粕酒文化的一種警醒，“酒是昏狂之藥”，即便是在如今對于不信仰佛教之人來說，也是如此，不宜過量飲用，應有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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