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釀酒的歷史很悠久，所以酒文化非常的豐富，從古到今，羌族一直就有自身獨特的酒文化風格，并對中華民族文化有著重大的影響，羌族人逢酒必歌，有酒必舞，歌聲中蘊涵著無窮無盡文化氣息，從古至今，酒、歌、舞幾乎成為羌人生活的一種需求，我們現在來一起了解一下羌族酒歌的歷史淵源。
在現存的西夏文與漢文對音字典《番漢合時掌中珠》一書中，就有關于“取樂飲酒”的記載，盡管它反映的是西夏黨項羌善于飲酒歌舞的習俗，但從另一個側面，我們也可以找到它與四川茂縣羌族酒歌的關系，另據《舊唐書·黨項傳》記載：“黨項羌在古析之地，漢西羌之別種也。”可以看出，建立西夏王朝的黨項羌拓拔氏部落是我國古代羌族的一支，它與四川茂縣的羌族一樣，同屬一個祖先——古羌人，又據《東都事略》卷一二七也記載了西夏為壽時的“大合樂”曰：“酒為壽，大合樂”，《新五代史》和《五代會要》均記載有：五代后梁明宗時，黨項之眾競赴中原都下賣馬，明宗都“勞以酒食”，賜食于禁廷，黨項羌商人開胸暢飲：“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為樂”，由此看出，早在1038年前的西夏王朝，羌民豪飲放歌習俗就已經達到了較成熟階段，又據《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黨項羌》記載：南北朝，羌族中的黨項羌開始強盛，它“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雜舂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處山谷間亙三千里”。而松州則是現今四川茂縣、松潘縣毗連地區，因此，我們可以大致推斷出四川茂縣地區的羌族酒歌最多不晚于北宋時期就以存在并開始發展了。
我們做出以上判斷的原因主要有三個：
其一，古老的羌酒文化是四川茂縣羌族酒歌產生與發展的豐厚文化基礎，酒為文化之佳品，它包含著人類心凈月明的詩情畫意，古羌文化中包含著酒的醇香，從古到今，羌族的酒文化源遠流長，歷來就有自身獨特的酒文化風格，并對中華民族文化有著重大的影響，給華夏兒女的生活增添了五彩繽紛。羌族人喜歡飲酒，也善于飲酒，飲酒是羌族人的一種民間習俗，而羌民飲用最普遍的酒是“咂酒”，羌族素有“喝羌”之稱，其豪飲“咂酒”的習俗，歷史很悠久，美譽傳天下，早在羌族古唱詩《日主耶》一章中，就有咂酒釀造的記述，另曾有詩云：萬石雜糧一翁收，王侯到此也低頭，五龍抱住擎天柱，咂盡黃河水倒流，（注：羌族最早居住在（黃）河、湟（水）地帶，故詩中特寫“咂盡黃河水倒流”。）而唱酒歌則是羌族人民飲酒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素有“有酒必歌，歌必飲酒，酒助歌興”的諺語，這種傳統古老的飲酒習俗滲透到羌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酒歌又是其中的重要表現，因而，才使得羌族酒歌在漫長的幾千年的羌族歷史中得以生存、發展。
其二，羌族古老的祭祀活動對四川茂縣羌族酒歌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先決條件，我們知道，宗教信仰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與民族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無論是在蒙昧的原始時代，還是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當代，宗教信仰都是民族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宗教思想意識也滲透在民族生活之中，對其產生著巨大影響，誠然，這種影響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音樂之中，從音樂的“宗教起源”說，到形式各異的宗教儀式音樂，都反映出宗教與民族音樂的密切聯系。
羌族信奉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其中，天神的地位最為神圣。因此，象征天神的“白石”被羌民供奉在自己屋頂正中的最高處，羌族每年都要舉行隆重的祭祀活動，這種祭祀活動已經經過了千百年的歷史，而祭祀活動對羌族酒歌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因為，羌族的飲食文化起源于原始的祭祀活動，每年農歷四月初一為羌族的的祭山會，當祭祀活動結束以后，羌民都要歡宴三天，吃供品和飲咂酒，唱酒歌，跳薩郎，由此可以推斷，羌族酒歌早已在上千年的羌民祭祀活動中就已出現了。
其三，羌族古老的歌唱習俗為四川茂縣羌族酒歌的生存、發展提高了有利的條件，自古以來，羌民族素以歌、舞、樂的海洋之稱，能歌善舞是羌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更是羌民族先祖們留給他們的一份寶貴的精神瑰寶，富有音樂天性的羌族人民“以歌代文”，用歌聲來記載歷史、傳播文化、教育后代，并且在辛勤的勞動中，歌唱大自然，歌唱生活，更執著憧憬著美好的未來，他們通過飲酒、唱歌、跳舞達到自娛自樂、消愁解悶、助興寬心的目的，當你走進羌寨，就能感受到無處不是歌，處處都有舞的熱鬧場景，這些豐富的民族民間藝術傳統，一代一代在羌民族勞動與生活中不斷繼承、不斷發展。
羌族酒歌除了歷史非常悠久之外，還有非常多的分類： 有婚禮酒歌、節慶酒歌、祝壽酒歌、迎送酒歌等。酒歌是羌族人民飲酒的一種民間風氣，除以上酒歌之外，還有用在修房造屋、生產勞動、成年冠禮等其它場合的酒歌，羌族酒歌是羌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