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人士大夫中，飲酒之風雖然興起于漢代，但只有到了東漢末期與三國魏晉時代，才成為精神生活的重要特征，并與創作發生緊密聯系。到了東漢末年，學閥名士之間的聚會，也要以酒為觸媒，號為“江表八駿”之一的荊州牧劉表，為了使飲宴不拘一格，特地制作了三座特別的酒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其容量分別達到7升、6升與5升。而雄踞河北，四世三公門生故吏滿天下的袁紹，為了在盛夏三伏避暑，召集子弟與文武于山水幽靜清涼處晝夜酣飲，“極醉于無知”。從而使“南荊三雅之爵”與“河朔避暑之飲”一同成為東漢末年酒史上的佳典。

　　魏晉時代，政治變故頻繁，社會動蕩加劇，傳統士大夫一方面以玄學清談逃避現實政治，一方面求助于藥石醇酒，以放蕩狂怪之風自我標榜。著名漢魏文學史研究家王瑤曾在《中古文學史論》中評述說，士人對現刻的生命更覺熱戀和寶貴，放棄了祈求生命的長度，便不能不要求生命的密度。放浪形骸的任達和終日沉湎的飲酒，是由同一認知推導出的兩種相關行為。

　　《晉書·阮籍傳》中所說，阮氏“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所以最后選擇了“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阮氏曾因步兵軍中廚營有佳釀三百斛，而毅然出仕，擔任步兵校尉；而同為竹林七賢中最年輕者，與阮籍為忘年交的王戎，也是阮氏放誕飲酒風格的忠實追隨者，《世說新語·任誕》記載說：“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沽酒，阮與王安豐（王戎）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然而最為驚世駭俗的莫過于《酒德頌》的作者劉伶，他常乘鹿車，攜一壺酒，命仆從手持荷鍤跟隨，任意而行，叮囑其“死便埋我”。

　　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魏晉名士，多好老莊之學，追求“形神相親，造化同體”的物我兩忘境界，這種境界只有通過藥石與酒的催化方可達到。在“七賢”的示范下，魏晉名士無不以豪飲放誕為標尺，晉元帝太興末年為吏部郎的新蔡鲖陽名士，“八達”之一的畢卓，曾因盜酒而被鄰居綁縛于酒甕邊，他常對左右說，自己的理想就是：“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在此大動亂時期，釀酒業所代表的物質生產與消費的興盛，于傳統史家看來則是正統陵夷、綱紀不振的亂象，此時期史家記述中昏君之多，也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并多以暴虐奢靡好酒為特征。

　　唐宋之間，在酒和升平氣氛的烘托下，文人學士的游宴活動成了盛唐氣象的點睛之筆。法國漢學家華蕾立認為唐代與宋代官僚士大夫繼承魏晉風雅，將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文學雅化；以日常交游和詩酒唱酬為主的宴游之樂深刻體現了政治朋黨和文學集團的產生，標志著了士大夫群體意識的自覺，以及社會精英生活方式向下層的大規模輻射。到了春日融融，百花綻放的季節，則是唐代文人士大夫結伴出游，飲于郊野的時候，出游之時，每人都攜帶酒器、圖障（帶有繪畫的小型屏風）、軟榻、酒器與錢絹等物，一遇可休憩之勝景，就將酒具掛起，就地掃取落葉斷枝，生火暖酒，酣飲之余吟詩遣興：一如白居易筆下“林間暖酒燒紅葉，石上題詩掃綠苔”的描寫；《新唐書·李白傳》載，李白、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李琎、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人”，杜甫特撰《飲中八仙歌》，以描摹其酒中豪放之態，在其筆下，嗜酒如命的李琎為“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車口流涎”，而李白則是“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與唐代相比，宋代士大夫的政治主體意識更為強烈，“同治天下”是他們自我砥礪的口號與追求的目標，曾力主變法，支持王安石的著名士大夫士人張載在與王氏同游湘東，抵達衡陽酃湖會宴時，仍不忘探討強兵富國之道，并以釀酒之法比擬變法革新，留下了“美哉酃酒，與月同光。古酒新釀，振策家邦”的不朽名句。

　　明代初年，中樞朝廷追捧程朱理學的傾向與株連不斷的政治詔獄，嚴重影響了士大夫們的精神世界，著名詩人，明初四杰之一的高啟，在《擬古十三首之三》中蔚然慨嘆：“生時不肯飲，死后將如何。”在高壓環境下，明代前期的士人飲宴賦詩活動和思想著述也陷于低潮，然而卻出人意料地在正德、嘉靖朝后迎來了一股復興，這無疑要歸于始自王陽明的“心學”，在明代中后期的興起。

　　同樣，明代中后期市民社會文化的勃興與江南地區經濟的繁榮，也為這種依托酒宴放誕的思潮提供了基礎。主張飲酒作詩要獨抒“性靈”的公安派領袖袁宏道便主張官僚士大夫從嚴格自律的古代經典研究闡釋，甚至瑣屑的官僚事務中完全解脫出來：“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聽新朝事。邸報束作一筐灰，朝衣典與栽花市。……眼底濃濃一杯春，坳于洛陽年少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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