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古稱南粵，因位于五嶺之南，又稱嶺南，自晉朝開始，就以獨特的釀酒方式而聞名全國。據記載，當時嶺南一帶采用一次性自然發酵的方式釀酒，主要依靠草汁摻和米粉而產生的微生物霉菌為發酵劑，使其促進淀粉的糖化酒化過程。這與當時中原地區普遍采用的酒曲醞釀法有所不同。

　　晉代嶺南流行“女酒”。據晉稽含《南方草木狀》卷上《草曲》載：“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候冬陂池竭時，置酒罌中，密固其上，瘞陂中。至春，潴水滿，亦不復發矣。女將嫁，乃發陂取酒，以供賀客，謂之女酒，其味絕美。”清人梁章鉅《浪跡續談》卷四載：紹興酒“最佳者女兒酒，相傳富家養女，初彌月即開釀數壇，直至此女出門，即以此酒陪嫁。則至近亦十許年，其壇率以彩繪，名日花雕”。這種女酒，亦稱女兒酒、女貞酒，陳釀時間達十幾年之久，并采用獨特的水下醞釀方式，體現了南粵釀酒的風格。

　　到唐朝時，廣東已成為經濟發達的地區，釀酒業也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唐國史補》卷下列舉唐朝名酒十七品，其中就有“嶺南之靈溪、博羅”。唐朝靈溪酒產于樂昌縣，屈大均《廣東新語》考釋說：“靈溪在樂昌東北，源出冷君之山，以其水釀，曰靈溪酒。”博羅酒產于博羅縣，是以桂花為香料而釀制的美酒。靈溪酒和博羅酒，代表了唐代廣東釀酒技術的最高水平。

　　大約到晚唐時期，廣東的釀酒業有了較大變革。人們普遍采用中原的標準制作酒曲。《嶺表錄異》所記載的南粵制曲法和釀酒法，已與中原地區毫無差異。

　　宋朝時，嶺南名酒的品類更為增多。張能臣《酒名記》所列有廣州十八仙酒、韶州換骨酒、玉泉酒。宋伯仁《酒小史》所列有廣南香蛇酒、嶺南瓊琯酹酒和南蠻檳榔酒。而僑居廣州的外番人則獻上了海外春色。岳珂《桯史》記載：“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酒醇而甘，幾與崖蜜出辨。”形形色色的美酒，把嶺南酒業點綴得更加風采多姿。

　　蘇軾在廣東游宦多年，其中任官惠州時間最久。蘇軾不但工于詩文，而且擅長釀酒，其親手所醞，就連酒工名家也為之拍案叫絕。在惠州時，蘇軾釀制過桂酒、真一酒、羅浮春三味名品，在酒史上留下了深深印跡。在惠州，蘇軾從隱士手中獲得桂酒秘方，釀出了更高品籌的上等桂酒。他在《桂酒頌》中說：“有隱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蘇軾還寫有《新釀桂酒》一詩，其中寫道：“搗香篩辣人瓶盆，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甕，招呼明月到芳樽。”真一酒是蘇軾以惠州道家酒方而釀制的名酒。蘇軾說：“米麥水三一而已，此東坡先生真一酒也：”羅浮春是蘇軾自家釀制的又一米酒，其《寓居合江樓》詩云：“三山咫尺不歸去，一杯付與羅浮春。”自注：“予家釀酒，名羅浮春。”蘇軾離任后，“羅浮春”的酒名被當地人民保留下來，沿用了很長時期。

　　到了清代，廣東酒又如春風化雨，百花爭艷，酒品推陳出新，歷歷可觀。據《廣東新語》所載：“粵地故多靈泉甘液，終年花果鮮美芬芳，而當時人民饒裕，戶戶為酒，爭以奇異相高。”在陽江之南，以甘泉所釀者，名“陽江春”。在東莞，以龍潭峽水所釀者，名“龍潭清”。在廣州城內，最出名的燒酒是“龍江燒”，粵東則流行“長樂燒”，此外還有細餅燒、大餅燒等烈性酒。

　　廣東的果酒在此時期格外出色，有荔枝酒、龍眼酒、橘凍酒、葡萄冬白酒等，其中以荔枝酒最抖風采。《廣東新語》記載：“其日荔枝酒，則土人齏持釀具，就樹下以荔枝煏酒一宿而成者。”此酒又稱“荔枝之燒春”，名揚南粵。此外，廣東有水果曰倒捻子，以此果釀酒，名“倒捻酒”。

　　廣東的花卉酒也自成體系，姹紫嫣紅，盡入酒液。《廣東新語》就說：“大抵粵中花木，多稟陽明之德，色多大紅，氣多香，紅以補血，香以和中，故無不可以為酒者。”著名的有荔枝花酒、龍眼花酒、松黃酒、荼薇花酒。又有百花酒，串用多種鮮花。《廣東新語》又載：“細餅而陳者，以諸鮮花投其中，封缸兩月，加沉香四兩，以發群芳之氣，名百花酒，一名百末酒。”真是芳菲畢至，百香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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