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刺激人的神經，使人亢奮，能脫去偽裝，撕去假面，坦露出自由的心態和真誠的靈魂。
當《紅高梁》中那群蓬頭垢面的釀酒工喝了“紅紅的高梁酒”之后，此時天下唯我唯大，高喊出“見了皇帝不叩頭”就是佐證。
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后?......
憶昔洛陽董糯丘，為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壁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海內賢豪青云客，就中與君心莫逆。回山轉海不作難，傾情倒意無所惜。
耿介不群，天生傲骨，視自由如生命，重個性如泰山的李白，在現實生活中常被人以“狂士”視之，在酒中發現了極適宜自己的洞天福地，常常沉緬于中，樂不知返。在這里，他大寫的“人”的宣言才能夠得到實現。醉酒之后，他不僅可以笑傲豪士，蔑視王侯，令權蓋朝野、炙手可熱的高力士脫靴；讓“三千寵愛在一身”、“兄弟姊妹皆列士”的楊貴妃研墨；而且可以置最高統治者的命令于不顧，酒后眠于酒家：“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想一想，這是何等暢快之事，是何等豪放之舉。所以郭沫若先生說他是生于酒而死于酒。
李白不但自己一生苦戀著自由，對所有與自己相類的高人達士都深表敬意。略早于他的著名田園詩人孟浩然，名冠京華而終不見用。好不容易有了被引見的機會，適逢好友來訪，他設宴款待。兩人酒酣興濃、談吐投機，把如此重要的約會拋到了九霄云外。有人擔憂他因此而失去了寶貴的機會，小聲提醒他說：“君與韓公有期”。他不滿地斥責道：“業已飲，遑惜其他！”意思足說，喝酒喝得很暢快，別的都顧不上管了。在“學而優則仕”封建士大夫企盼“人仕”之機，盂浩然竟為了請朋友飲酒放棄了可能改變他布衣命運的寶貴機會，李白對此深表欽敬和愛慕：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
紅顏棄軒冕，自首臥松云。
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開篇直接表達對孟浩然的羨慕和欽敬之情。中間兩聯“風流”句而來，生動形象地勾勒了林泉高臥、風流自賞的高士形象。“紅顏”時棄達官貴人的車馬冠服不顧，“白首”時依然醉心于自然山水之中，臥看松云，追求的是一種場景意境“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的一種場景意境，“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要求朋友載酒（注意此處不是攜、拎、提等字眼）共醉重陽。說明遠宦途而近自然的“風流”是他始終如一的行為，而非一時的心血來潮，附庸風雅。
唐代書法家張旭，性“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與李白等并稱為“飲中八仙”，被杜甫贊為“張旭三杯草圣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云煙”。有“偉才”之譽的盛唐邊塞詩人李頎宦途失意，歸隱東川，對張旭等不為功名富貴所羈絆、有著強烈的自由意識的高士有著異常親切的感情。贊他：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
對張旭的嗜酒豁達，露頂據床，縱情呼叫；對他醉酒之后在書法自由王國里的隨意揮灑，興到筆隨；對他目視霄漢，不辨醉醒的狂放，對他不屑微祿、品格，詩人都心慕手追，欽佩之意形于筆墨，禮贊之情溢于言表。
他不但欽佩達人、高士，然則他本人也是自由灑脫、自由放縱的一個，從《送陳章甫》詩可見一斑：“腹中貯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草莽。東門酤酒飲我曹，心輕萬事如鴻毛。醉臥不知白日暮，有時空望孤云高。”他飽讀詩書，不愿俯就草莽庸人之輩，去獲得微力薄名。自己無酒自飲，把一切都看得很淡，無比輕快，酒酣熟睡不知天將晚，閑著無事，看天低云高白云蒼狗。當然，“空望”難免還有詩的失落，是人生的不如意，不得意。
晚唐放浪形骸的詩人杜牧的《念昔游》，更具自由色彩：
十載飄然繩檢外，樽前自獻自為酬。
秋山春雨閑吟處，倚遍江南寺寺樓。
杜牧曾因仕途失意，長期飄泊南方。但若干年后回憶起來，詩人首先記起的是那種“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悻名”的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生活在封建社會里，他竟能“十年飄然繩檢外”——無法無天達十個春秋，實際上守法尊天，未出方寸，是值得自豪和回味的。有人說此作“貌似瀟灑自得，實際上隱約地透露出一股頗不合時宜的憤世之感”。
將儒家學說發展成一門“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的宋代，人的自由意志好比光束，只要有縫隙就能射出來。蘇軾等常在詠酒之作透露出一絲光來：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轂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馀生。
公元1079年初，御史中丞李定、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監察御史里行舒宣等上書彈劾蘇軾，說他知湖州時所作《謝上表》一文“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傳中外，孰不驚嘆”（何正臣語）。又說他的一些詩作攻擊新法，“包藏禍心，怨望其上” （舒宣語），并認為蘇軾在杭州時所寫的詩集《蘇子瞻學士錢塘集》“謗訕朝廷及中外臣官。”他們將這一詩集和御史臺的四封奏札一并呈交宋神宗。該年八月，蘇軾下御史臺獄，這就是有名的“烏臺詩案”（御史臺漢稱烏府，故云）。經曹太后、王安石及胞弟蘇轍等人的努力，神宗對他從輕發落，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放他出獄，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這場噩夢般的政治打擊，對蘇軾的思想和創作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早期就潛沉于他思想深處的佛家思想、道家思想這時逐漸浮現。上引《臨江仙》詞即是公元1082年9月詩人在黃州貶所作，表現了他看破紅塵之后，渴望擺脫種種羈絆，不為外物所役，在純凈的大自然中尋找人生的自由和樂趣的追求。蘇軾在美學上追求的一種質樸無華、平淡自然的情趣韻味，一種退避社會、厭棄世間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態度。因此，蘇軾對自由追求，帶有無可奈何的感傷色彩，與李白、張旭式的天馬行空般的主動追求迥然有別。這是不同的時代留在藝術家心靈回音壁上的不同回響。
南宋初期的愛國詞人張元干在《瑞鷓鴣》一詞中寫道：
白衣蒼狗變浮云，千古功名一聚塵。好是悲歌將進酒，不妨同賦惜余春。
風光全似中原日，臭味要須我輩人。雨后飛花知底數，醉來贏取自由身。
胡銓，字邦衡，南宋愛國名臣，因上書請斬賣國賊秦檜而遭貶，先福州，后新州。但他并未因此而明哲保身，仍然寫了一些憂患現實、感慨國事的詞作。張元干從朋友彭德器那里讀到這些新作，很受感動，情不自禁地寫下了這首次胡銓之韻之作。上片抒寫世事變遷的感慨，下片由眼前情景聯想到過去中原的風光，并從世事變遷的對比中抒發感慨，結以“醉來贏取自由身”之句，含意尤深。此時，胡銓以罪人身份貶官新州，已經失去了人身自由．只有在醉酒時，才能獲得片刻的解放。這雖是為胡銓鳴不平的感憤之詞．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酒精意識與自由意志的密切超脫和解放。
半醉行歌上古臺，脹巾散發謝氛埃。
但知禮豈為我設，莫管客從何處來。
一個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封建士大夫，是必須嚴格遵守各種封建禮法的。否則，便沒有立錐之地。陸游深諳此點，所以才寧肯犧牲自己和唐婉之間真摯深厚的愛情，也不愿違抗母命落個不孝之名。但酒酣耳熱之后，他從循軌蹈矩的機械生活中解脫了出來，脫巾散發，放浪形骸，發出了“禮豈為我設”的豪邁呼喊。酒，再一次讓自由盡情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