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林七賢,指的是三國魏時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七人常集于山陽(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放蕩不羈,故世稱為竹林七賢。他們大都崇尚老莊之學,不拘禮法,生性放達,而且喜歡飲酒作詩,現選取七賢中幾個典型的名人與酒的故事如下:
劉伶
竹林七賢中最為著名的是酒徒劉伶。劉伶自謂:“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劉伶,字伯倫,沛國(今安徽宿縣)人。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醉悴:不僅人矮小,而且容貌極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邁,胸襟開闊,不拘小節。他平常不濫與人交往,沉默寡言,對人情世事一點都不關心,只和阮籍、嵇康很投機,遇上了便有說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賢的行列。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白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醀然已醉矣。(出自《任誕篇》)。
這段話的意思是,有一次,他的酒病又發作得很厲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剩余的酒灑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橫流地勸他說:“你酒喝得太多了,這不是養生之道,請你一定戒了吧!”劉伶回答說:“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沒法戒酒的,必須在神明前發誓,才能戒得掉。就煩你準備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為真,聽從了他的吩咐。于是劉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來祝告說:“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說完,取過酒肉,結果又喝得大醉了。
阮籍
阮籍,三國魏文學家,思想家。字嗣宗,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他的父親阮瑀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當時,他與嵇康齊名,為竹林七賢之一。
阮籍蔑視禮教,嘗以白眼看待禮俗之士;后期變為“口不臧否人物”,常用醉酒的方法,在當時復雜的政治斗爭中保全自己。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馬懿殺曹爽,專國政。死后其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專權。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馬師廢魏帝曹方,立曹髦。甘露年(公元260年),司馬昭殺曹髦,立曹奐。司馬昭死后,由其子司馬炎代魏稱帝,建立晉朝。阮籍就是處在司馬氏與曹氏激烈斗爭的政治旋渦之中。為了保全自己,他不得不小心翼翼,虛與周旋。
曹爽要請他入幕參軍時,他看到曹氏已面臨覆滅的危機,就托病謝絕,歸田閑居。司馬懿掌握曹魏政權后,立即請他入幕為從事中郎,他懾于司馬氏的勢力,只好低頭就范。凡是司馬府上有宴會,他是每請必到,到便喝酒,有時真的醉了,有時假裝酒醉。以此來掩飾自己。
有一年,他聽說缺一名步兵校尉,又聽說步兵營里多美酒,營人善釀佳酒,于是請求去那里當校尉。當了校尉后,他就整天泡在酒中,縱情豪飲,一點也不問世事。后人因之稱他為阮步兵。
鐘會,官至司徒,是司馬昭的重要謀士。此人是個投機鉆營的卑鄙小人,阮籍對他一向深惡痛絕。他時常來阮籍家,以此來探聽阮籍的虛實。阮籍則置酒相待,開懷痛飲,對政事不發一言,鐘會只得怏怏而歸。
阮籍有一女,容貌秀麗,司馬昭想納為兒媳,幾次托媒人登門求婚。阮籍對此進退維谷,左右為難:若答應,有損自己的聲譽,還落得個攀附權貴的壞名聲:若不答應,得罪了司馬昭,會有生命之憂。于是他天天沉醉于酒中,等提親的人來時,只見他爛醉如泥,不省人事了。這樣一連六十多天,他都宿酒未醒。司馬昭奈何不得,聯姻之事只得作罷。
阮籍嗜酒成性,性格放誕,蔑視禮法。例如,有一年其母新喪,他照常與晉文王吃肉喝酒,旁邊在座的司隸何曾實在看不過去,就說:大王是以孝治天下,而阮籍重孝在身,還與大王吃肉喝酒,這是有傷教化的。阮籍聽了,只顧自己吃喝,神色自若。
更有甚者,阮家鄰居,有一美婦,當壚賣酒,阮籍與朋友常去那里買酒喝。喝醉了,他就躺在美婦身旁睡覺,美婦的丈夫開始懷疑阮籍,觀察了許久,見阮籍沒有異常行為,才放心了。
阮籍“裝醉避禍”
酒既然成為一種“政治飲料”,有的人就將它作為籠絡人心、玩弄權術的工具,也有不少人用酒來隱瞞態度,作為逃避政治的籍由。
有名的要數魏晉時代的“竹林七賢”。可以說,酒之由俗升格至雅,“竹林七賢”起著關鍵的作用。“竹林七賢”所處的時代,可以說是亂世中的亂世一魏晉易代之時。東漢末年,群雄四起,割據天下,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統一了北方,但他始終沒有稱帝改朝,直到他的兒子曹丕繼位,才建立新王朝,追謚其父為魏武帝。對于曹氏父子奔波轉戰打下來的天下,改劉姓為曹姓,改漢為魏,士人們多半還能接受。原以為這個新的朝代可以太太平平過安樂日子,可以施展抱負,安邦治國,卻沒料到后來司馬氏集團企圖取曹氏而代之,篡奪皇位,曹氏宗室與司馬集團斗爭激烈,政局險惡。此時的清高之士,在紛繁復雜的政治旋渦中不愿與昏君佞臣同流合污,對政治極度失望,既對腐敗的曹氏皇室失去信心,又對野心勃勃的司馬氏集團打內心反感,只好采取寄情山林,沉醉酒中的隱逸方式來逃避現實,躲避迫害。其中最著名就是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劉伶、王戎,后人稱之為“竹林七賢”。他們常常在嵇康山陽居所附近的一個竹林中聚會暢飲,以求身心的逍遙脫俗。他們都不在乎什么“法”、“禮”倫常規矩,常常狂飲長醉。他們的醉酒就蘊含著不同司馬氏集團同流合污的清高,狂狷中浸透著潔身自好的志趣,所以酒也因之而附上了高雅的內涵。
“竹林七賢”以嗜酒尋求自我保護,用意最明確,要數阮籍了。
《晉書·阮籍傳》記載:“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曹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
有政治抱負又有濟世之才,為何不積極人世,相反成天以酒藏身呢?這與當時的社會背景以及阮籍的身世有關。
阮籍的父親是“建安七子”之一,頗受曹操的器重,官至丞相軍師祭酒。阮籍的青少年時代曾有過建功立業、報效王室、匡時濟世的大志,且才華橫溢,頗有才名。所以,司馬氏集團起初是想拉攏他的,但阮籍與司馬氏集團卻總是若即若離。他也當司馬氏集團給他當的官,甚至還“主動”要過兩個官:一個是東平太守,一個是步兵校尉。前者他騎驢上任,進了衙門便令拆去隔墻,十幾天后又騎驢離開了,好像開一個玩笑似的;至于后一個官,其動機就是看中了步兵營有一位廚師很會做酒,而且營上藏有美酒300斛。他在任上只跟劉伶兩人終日飲酒,什么事也不管。《晉史》和《世說新語》里記載他的軼事,如居喪照常飲酒吃肉;有時在鄰居酒家女的身邊醉倒不起;他成天都在醉鄉里,從不發表任何政治見解。這使得司馬氏集團對他既無奈又惱火,于是以各種方式逼迫他在政治上明確表態:究竟是緊跟司馬氏還是相反。其中有一條辦法就是聯姻,即司馬昭要讓阮籍把女兒嫁給自己的兒子司馬寅。這對于阮籍確實是一道難題,答應這門親事,則表示自己已站在司馬氏集團這條船上了;不答應這門親事,則等于與司馬氏集團決裂,或許會招致殺身之禍。答應不答應都難,怎么辦?阮籍思來想去,其對付的辦法就是借酒“沉醉六十日”。成天醉得不省人事,怎能商談兒女的婚煙大事?司馬昭不得不因阮籍的“不得言”而放棄努力。對此,魯迅先生曾有精辟的見解:“他(指阮籍)的飲酒不獨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只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原諒”。所以,“亂來唯覺酒多情”,身處黑暗政治中的文人為求精神的超脫,更喜歡與酒結伴,以酒避禍,以酒自慰,以酒來表示自己不受羈絆、不屈服世俗壓力的志氣。
然而,阮籍不論是真醉也好,是避言論之禍,“口不藏否人物”也好,都不過是退讓和回避,終非萬全之策。牌最終總是要攤開的,正所謂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司馬氏集團正是抓住阮籍想全名節又不像嵇康那樣公開對抗的性格弱點,再次進逼,指定讓他來寫“勸進文”,即“勸”司馬昭官進“相國”,為晉公,加九錫。這是司馬氏集團篡奪皇權的重要一步。阮籍這一次還是用醉酒的老辦法來搪塞可是沒能蒙過去。他正在朋友袁孝尼家喝酒,就有專使騎馬而來,要其交出文章。阮籍再也無法逃脫,又不敢不寫,只好由人扶著當場作文。但這次違心作文,實在于系重大,即便是“醉中”所為,阮籍已不能借酒醉而原諒開脫自己,他內心是十分痛苦的,“痛失名節”,精神從此垮了,不到兩個月就去世了。
歷史上的“竹林匕賢”的中任何一個都未能借酒而真正避世,最后不是被殺,就是被逼妥協了,這是亂世的士人不可能逃避的命運悲劇。但酒卻以此成為高潔的象征,為后世崇尚高潔的文人們引為知已。“平生詩與酒,自得會仙家”(王勃《贈李十四》):“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醒。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李白《將進酒》):“眼前一杯酒,誰論身后名?”(庚信《詠懷》);對他們來說只有酒才是最可心的伴侶,最多情的朋友!
阮咸
阮咸,字仲容,河南省陳留尉氏(今河南省開封附近)人,“竹林七賢”之一,阮籍之侄,叔侄二人時人并稱為“大小阮”。他歷官散騎侍郎,補始平太守。山濤認為他“貞索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于時”(見《晉書》本傳),但晉武帝認為他耽酒浮虛而不為所用。
阮咸有兩個很重要的特點:一是任達不拘,一是音韻高手。
他曾與姑母家鮮卑婢女私下要好,母親死時,按禮姑姑要還家,但阮咸要求把婢女留下,這在當時是不為禮教所容的。后來婢女走了,阮咸借驢騎上追趕,終于把婢女追回來了,并生了一個兒子叫阮孚,為世人所譏。他不隨便交朋友,只和親友知交弦歌酣飲。有一次,他的親友在一起喝酒,他也來參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當時有一大群豬走來飲酒,阮成就和豬一起喝酒。他一面飲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樂乎。于是“與豕同飲”就傳為笑話。
阮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為當時著名的音樂家。有一種古代琵琶即以“阮咸”為名。他曾與荀勖討論音律,荀勖自認為遠不及阮咸,便極為嫉恨,阮咸也因此被貶為始平太守。阮咸還有著作《律議》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