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酒功，則表現在許多方面，正如王粲所說：小則可以“成朋友之歡好”，大則可以“協武義于三軍”。
酒功之所在，首先在于一個“樂”字。
酒，無異于一副舒心理氣的靈丹妙藥。男婚女嫁、宴請賓客、洗塵接
風、長亭餞別、慶功賀喜、吉日良辰、逢年過節，大家都要舉杯相賀。要是沒有酒，大概也就沒有什么樂趣了。
清代有一個叫康碹的貢生在詩中寫道：“酒中之樂人不省，勸君飲酒君自領。”不為五斗米折腰、辭官歸田的陶淵明，不肯追求生活的顯貴，但求能喝上自釀的美酒，“酒熟吾自斟”，認為這才是人生的極大樂趣。清代的寶廷辭官之后，兩袖清風一貧如洗，然而他并不以窮愁的生活為苦，而以飲酒為樂，平心面世。他在《飲酒學陶》的詩里，非常生動地寫道：
瓶中尚余酒，寒夜且飲之。
酒盡身已溫，即我當眠時。
人生天地中，貧富皆如斯。
......
在酒精的刺激作用下，三杯下肚，能使人一時達到通體舒泰、煩憂盡消的地步，從而悠悠然物我兩忘，飄飄然恍若登仙。雖然這作用只是暫時的，但畢竟帶來了樂趣。
人們飲酒有獨酌，有對飲，也有三五知已舉觴同飲的，各有各的情調和趣味。
李白在《月下獨酌》詩第二首中說得非常清楚。他說：“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既然天地都愛酒，人也愛酒那就非常合乎自然的了，“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而他在獨酌之中，是深得了“醉中趣”的，享盡獨飲之樂。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相愛，遭到文君之父卓王孫的堅決反對，卓文君憤而離家，“當壚賣酒”，傳為千古佳話。而在離家之初，他們生活極端貧困，相如沒錢去買酒，于是“以所著鹔鹴裘，就市貰酒與文君為飲”。紅燭一盞，醇酒兩杯，夫妻對坐，同飲合歡，自是別有一番情趣，享盡心心相印之樂。
中國人是好客的民族，凡有客來，必以美酒佳肴待客。孔融的一句話，頗能代表中國人的古道熱腸：“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李白和岑勛、元丹丘在酒店暢飲之時，不住地勸他們痛飲：“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沒有錢買酒了，則“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慷慨恣肆之態躍然紙上。陶潛歸耕隴里之后，每逢飲酒，也不忘招呼鄰里同飲。杜甫也“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余杯”。即使貴客臨門，也不忘招呼鄰翁相陪共飲，唯有這樣才能盡興，享盡友情之樂。
除了友人相聚之外，喜慶節日更是離不開酒的。唐朝詩人王賀在《社日》詩中所描寫的場面頗有代表性：
鵝湖山下稻梁肥，豚柵雞塒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豐收時節，人們興高采烈地趕社去了，豬圈、雞窩都敞開著，日落西斜，家家扶得踉踉蹌蹌醉人回家，喜慶豐收場景盡現。
在中國古代，朝廷官府宴會、禱天祈地都是要用酒來“禮天地，事鬼神”的，諸侯會盟、征伐也都離不開酒。據《南史》記載，曹景元在淮水大敗北魏軍隊勝利而歸時，齊武帝在華光殿大擺慶功宴，在酒宴上齊武帝命群臣賦詩。大家爭相搶規定的韻字，曹景元搶不到韻字，頗不高興，齊武帝親自把“競”“病”二字給他，于是皆大歡喜。從這些記載看，那場面一定是熱鬧得很，同時也使人感到在酒宴上，君臣之禮也被淡化了。類似的例子還很多。例如唐太宗李世民貞觀十八年在玄武門賜宴飲，太宗乘興作飛白書，群臣都搶著要。太宗把自己寫的字舉得高高的，讓人搶不到，尚書左承劉洎跳上御床，抓住太宗的手硬把字搶了過去。太宗不僅不見怪，反而玩笑地說：“昔聞婕妤辭輦，今有常侍登床！”
三同時，魏文帝曹丕常常與平虜將軍劉勛、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有一次，喝到“酒酣耳熱”時，他們正在吃甘蔗，于是順手拿甘蔗當杖，魏文帝與鄧展比試起來，結果是：“下殿數交，（文帝）三中其（鄧展）臂，左右大笑。”
本來，按禮儀講“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而魏文帝、齊武帝、唐太宗等人喝到興頭上，也就不管什么禮與非禮了。看似非禮，實是德顯，君臣同樂，其樂融融。
至于文人騷客，在飲酒中更平添了許多雅趣。觀花賞月，邀游山水，吟詩作畫，讀史論書，都和酒結下了不解之緣。以讀史論書而言，古人常以書佐飲，書比佳肴能佐酒。白居易就在《醉眠詩》中說過：“放杯書案上，把臂火爐前。”宋代的陸游，也在《雁翅峽口小酌》中寫過：“歡言酌清醺，侑以案上書。”宋代蘇舜欽以書佐飲的故事更具有代表性。據《宋史·蘇舜欽傳>中記載，他當年寄居在祁國公杜衍的館舍中，天天晚上都索求一斗酒。杜衍有些奇怪，就悄悄地到晚上去觀察他，發現他一手端著酒杯，一手捧著《漢書》，正聚精會神地閱讀《漢書》。杜衍大為驚奇地說：“有如此下酒物，一斗未足多也。”于是，杜衍就吩咐下人及時供給他酒喝，好好地侍候他。
古人以書佐酒之風，不僅表現在邊飲邊看書上，就是借書還書也和酒分不開。《春渚紀聞》中記載說：古人借書，先以酒醴通殷勤，借時還時，皆用之耳。
曾中造也在《高齋漫錄》中說過：“古人云：借書一胈，還書一胈。”所謂“肢”，《集韻》中解釋說：“酒器也，古人用以借書”。
蒲松齡召客飲酒，在聊天中搜集奇聞異事，加以凝煉集中，編寫成《聊齋志異》。可見，酒與書的相互作用是何等密切。
飲酒，主要在一個樂字。而酒的功更表現于各個方面，正因如此，它才“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
酒，小而言之，可以消愁解悶，益壽延年。大而言之，則對于軍事、政治都可以起到特殊的作用。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在人世問，雖然使人憂愁的原因各異，但大概沒有人一生之中從來沒有過憂愁的，或因個人的得失毀譽、悲歡離合而產生的為一己之憂而憂，或因國家的安危、治亂而引起的為天下之憂而憂。有了憂愁，人們也就要尋求一種解脫憂愁的途徑，而以酒解憂，是人們常常容易想到的一種方式——雖然這也只能是暫時的解脫。曹操在他著名的《短歌行》中就說：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也正因為這樣，人們把酒叫做“忘憂物”。
杜甫在天寶四十年，由長安回奉先探親，當時正是安史之亂爆發的前夕，社會矛盾非常尖銳，人民生活極端痛苦，他有感于“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一種社會現狀，不免發出“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的苦悶，對于這樣的現實，他只能把酒消愁。
陶淵明任彭澤令不到三個月就掛冠而去，歸隱田同。他之不愿意“為五斗米折腰”者，實質上是不愿意為那昏庸的統治者“折腰”。歸隱之后，他以飲酒自娛，所以在他的詩中幾乎篇篇有酒，也是借古喻今表達了對當時的黑暗統治的強烈不滿。這些似乎不合君臣之禮，但它卻是一種根植于詩人良心上的大德酒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