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歷史在中國古代史上有重要地位，它前承漢唐之制而有進一步的發展，開啟明清乃至近代社會歷史變化的端倪，顯現出中國封建社會歷史轉折的新特點。宋天子趙匡胤在創立大宋王朝時，得扳倒井之助，后又冊封國井美酒，所以，有宋以來，朝廷各級官府對釀酒業一直大力支持。

　　宋朝的釀酒工業，是在唐朝普及和發展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普及和發展。一方面，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使得汴京和臨安等大都市空前的繁榮起來，人們對酒的消費，需求量大增。另一方面，糧食的豐足，釀酒業技術的成熟，使酒類品種增多，酒的質量提高，酒業的生產范圍擴大。宋代的釀酒業，上至宮廷，下至村寨，釀酒作坊，星羅棋布。分布之廣，數量之眾，都是空前的。

　　黃酒是中華民族傳統的酒種。宋朝的黃酒釀造，不但有豐富的實踐，而且有系統的理論。我國現代的黃酒釀造，繼承和發展了宋朝的理論和傳統。在我國古代釀酒著作中，最系統最完整，最有實踐指導意義的釀酒著作是北宋末期成書的《北山酒經》。

　　《北山酒經》的作者，是北宋時期浙江吳興人朱肱。該書的成書年代沒有準確記載。在朱肱之后，李保曾經作《續北山酒經》。李保在《續北山酒經》中寫道：朱肱先生壯年勇退，著書釀酒，僑居西湖而老焉。《續北山酒經》寫于1117年，所以《北山酒經》當在此之前。北山即杭州西湖旁的北山，說明此書的材料取自于當時浙江杭州一帶。由于當時朝廷對釀酒極為重視，浙江一帶正是我國黃酒釀造的主要產地，釀酒作坊比比皆是。興旺發達的釀酒業，使《北山酒經》成為當時實踐的總結和理論的概括。

　　至今浙江一帶也是我國黃酒生產和消費的主要地區，與宋朝時打下的基礎是分不開的。

　　《北山酒經》共分三卷，上卷為“經”，總結了歷代釀酒的重要理論，對全書釀酒、制曲作了全面系統的闡述。中卷論述制曲技術，收集了十幾種酒曲的配方和制法。下卷論述釀酒技術。《北山酒經》對我國黃酒釀造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北宋初年實行禁酒的政策，不許私人釀酒。私自制曲5斤即應判處死刑。以后放寬到私自制曲15斤判極刑。隨著經濟的恢復，生產的發展，對酒的政策越來越放寬。

　　不論北宋還是南宋，酒稅都是政府重要的財源。為了收到足夠的酒稅，宋朝時對酒的生產和銷售管理還是很嚴格的。

　　北宋的酒政主要有三種形式：酒的專賣、曲的專賣和稅酒。即對不同的地方，分別實行三種不同的政策：三京地區實行酒曲專賣；州城內則實行酒的專賣；縣以下的地方或實行納稅，或實行酒的專賣。這種區別對待的政策，考慮到地方的特點，有利于國家獲取更大的酒利。

　　酒的專賣，其做法是酒坊歸官府所有，生產資料、生產費用、生產原料由官府解決，酒戶從官府租來酒坊組織生產，釀成的酒由官府包銷。酒價自然由官府定。當時的開封，有兩種類型的酒店負責推銷官酒。一種叫正店，一種叫腳店。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在京正店七十二戶，此外不能遍數，其余皆謂之腳店。”還有酒樓，是官府開辦的飲酒吃飯的地方。酒庫是官府酒的批發場所，還有被稱為“拍戶”、“泊戶”的零售店。酒曲是釀造黃酒必須的糖化劑和發酵酒母。酒曲比較穩定。可以長期存放，所以實行酒曲專賣，官府也能有效地控制酒的稅收。酒曲的專賣主要在三京（開封、洛陽、商丘）。榷曲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幾種：官定曲價、劃定范圍、限額發銷等。

　　北宋時期，官府對釀酒的管理，對酒稅的控制，工作很細，在某些方面比現在管得都嚴。

　　公元1127年宋高宗趙構即位，他實行投降妥協政策，害怕英勇抗金的群眾和將領，節節敗退，最后遷都杭州，建立南宋政權。軍費的籌措是頭等大事。南宋政權一開始，就是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經費緊張，酒稅是重要的財政來源。據《宋史·食貨志》記載：“渡江后，屈于養兵，隨時增課，名目雜出。”

　　南宋的酒政是多樣化的，酒的專賣仍是城市的主要形式。

　　為了有效地控制酒稅，官府采取從用米釀酒開始計征酒稅。民眾自帶米到官府釀酒，但必須交納釀。

　　盡管宋代始終處在激烈的民族矛盾中，但北宋初期，勵精圖治，政權穩定，政治、經濟、文化得到發展。南宋政權也有一段穩定期，經濟也得到一定的恢復和發展，釀酒業也得到支持，飛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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