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的酒鬼酒塑化劑事件，讓一脈傳承的中斷顯得更加觸目驚心。事實上，我們被腐蝕的不僅僅是傳統酒文化，而是我們整個社會及文化系統正在發生某種嚴重的錯位與失衡。

　　寄托精神的文化符號

　　酒，在古代中國是自由與尊貴的象征。

　　殷墟婦好墓挖掘出的210件禮器中，僅酒器就有方彝、尊、獻、壺、爵等15種共175件，占全部禮器的74%，酒器在墓葬中如此大量的放置，且擺放位置顯貴，凸顯了酒在殷商社會中的重要性。

　　傳說中，酒的發明者是儀狄或杜康。《戰國策·魏策》中記載，梁惠王請魯共公喝酒，魯共公說，當年天帝的女兒讓儀狄造美酒獻大禹。大禹飲后覺得甘甜，就疏遠了儀狄，不讓再釀酒，因為他看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杜康即少康，傳說中夏代國君。

　　無論是儀狄還是杜康，這兩種傳說都非信史，不可盡信，不過令人注意的是，兩種說法都與帝王或宮廷有關。很難想象，白酒這樣一種偉大的飲品發明，真的就來自某位帝王的突發奇想，更合理的推測是，作為白酒的一種最原始的形態，醪(米飯發酵后的產物，即今天的醪糟、酒釀)的發明更可能源自民間的智慧，但一經出現，由于其甘甜的美味加之令人陶醉的特性，很快就引起了宮廷的重視，經宮廷技師進一步改進釀制工藝后，酒成為了宮廷最尊貴的飲品，尤其成為國家或民間祭祀典禮中的重要道具。

　　《詩·商頌·烈祖》中強調祭祖時美酒的重要性“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張光直在《商代的巫與巫術》中提出：“酒是一方面供祖先神祇享用，一方面也可能是供巫師飲用以幫助巫師達到通神的精神狀態。”早期的祭祀離不開酒，而祭祀時候的飲酒也有特別的規定，一般先有巫師或祭司飲酒，傳達神靈的旨意，再輔以其他儀式將祭祀的氣氛推向高潮。

　　由此可見，酒在中國上古社會具有某種不可替代的神圣性，對其飲用所帶來的快感及神圣感，頗類似于西方世界的酒神傳統。

　　秦漢以后，酒在宮廷有了更儀式化的用途，其地位也日趨顯貴。

　　傳聞漢高祖劉邦是個厭繁喜簡的人，其國家禮制在王朝初創時也頗為粗率。漢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十月，長樂宮落成之際，文武百官與諸侯王按照尊卑次序站起來向皇帝祝頌敬酒。共斟酒九巡，中間有御史監察來回巡查，審視群臣有無失禮舉動，一改漢室粗創之日，群臣目無君上、喧嘩吵鬧的景象，使得劉邦在喜出望外之余感嘆：“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中國文人士大夫階層的飲酒之風也興起于漢代，而魏晉以后，酒更成為了文人雅士精神生活的重要特征，并與創作發生緊密關聯，“竹林七賢”及魏晉風骨的盛名就與酒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文人學士的游宴活動則直接成為盛唐氣象的點睛之筆。

　　法國漢學家華蕾立認為，唐代與宋代官僚士大夫繼承魏晉風雅，將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文學雅化；以日常交游和詩酒唱酬為主的宴游之樂深刻體現了政治朋黨和文學集團的產生，標志著士大夫群體意識的自覺，以及社會精英生活方式向下層的大規模輻射。

　　毫無疑問，酒文化在中國可謂源遠流長，無論是上流宮廷社會，還是文人士大夫階層，酒都是一個重要的精神及文化符號，即便在普通民間，酒也有著淺斟低唱、百盞爭鋒、寄托精神與情感的重要功能，然而，自近代以來，隨著傳統文化的整體式微，尤其是當代商業文化、消費主義的興起，白酒的文化功能逐漸喪失，酒在中國社會，也正從一個寄托精神、表達生命乃至文化神圣感的符號，直接墮落為一個炫富、權錢交易的商業符號。

　　炫富及關系應酬的

　　商業符號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是唐代詩人杜甫描述當時社會盛極而衰時的經典名句，我們當前的社會狀況當然不能簡單套用這個詩句，經濟的總體繁榮及人民生活的整體改善是不可否認的，否則也不會有央視對民眾“你幸福嗎”如此理直氣壯的發問，但我們必須承認，在某些落后地區，相當多民眾的生活還是非常貧窮、艱難的，而中國社會整體的城鄉尤其是懸殊的貧富差距，正成為影響國人幸福感的一個關鍵因素。

　　一方面是動輒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的極品天價酒被各路財神蜂擁購買并揮霍，另一方面則是近乎“路有凍死骨”的慘況，這使得民眾對中國社會分配不公現狀的擔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峰值，無數網友發帖表達自己的悲哀和憂慮，表示難以相信在共和國的朗朗青天下真就上演了“賣火柴的小女孩”這樣的悲催童話。

　　酒，成為了我們這個社會道德滑坡、物欲橫流的一個負面符號，而它本來是用來表達喜悅、豐收與生命自由的精神載體。高檔白酒，正迅速成為中國新富階層包括部分既得利益集團的熱門消費對象，或者簡單用于炫富，或者用于送禮以博取更多的權錢利益。據悉，有相當多被競買的天價茅臺最終流入了禮品市場，流入了少數高官秘而不宣的收藏室。

　　以夸耀的方式消費高檔白酒，是新富階層博取名望的一種手段。隨著手頭財富的積累，僅憑獨自消費而沒有外援，是不足以讓天下人知道自己的財富與地位的，于是，通過贈送貴重禮品(包括高檔白酒)、舉辦盛大的宴會及招待會，把朋友及有心與之競爭的對手引了進來，將他們淪為炫耀自己財富與地位的共謀，讓他們成為自己奢華消費活動的目擊證人，目睹主人無法獨立支撐的花天酒地，領略主人禮儀上的鋪張。總之，這種單純夸耀性的浪費型的消費，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蓄意招人妒忌”——已故著名經濟學家凡勃倫在其名著《有閑階層論》中，對這種夸示性消費有過經典的描述和分析：

　　“可以想象，有閑和夸示性消費在財力競賽領域是平分秋色的；其后，隨著經濟向前發展，社會規模不斷擴大……夸示性消費的絕對分量和相對分量同時逐步增加，直至除了絕對的生活必需之外，一切可以利用的產品都被它吸收。”

　　凡勃倫的這段論述異常切中我們當下的社會狀況，目前我們正在經歷的社會進程，顯然已經跨越了各階層民眾在“財力競賽領域”平分秋色的階段，而在普遍性上進入了一個貧富迅速分化的時代。

　　既然在某種意義上，夸示性消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如何在這樣一個社會轉型的關鍵階段，引導新富及權貴階層夸示性消費的趣味，強化其財富及消費的社會責任意識，對于我們未來建立一個相對平穩有序、健康和睦的社會，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了。

　　我們不應當讓具有悠久文化承載的白酒，僅僅淪為一個炫富、權錢勾結的工具，社會各方面尤其是新富及權貴階層，有責任還原其本應有的文化意義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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