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等與酒有關的膾炙人口的詩句。又有歐陽修、李白、陶淵明等無酒不歡的名人墨客。在中國，詩與酒幾乎時刻相隨，中國詩人大多愛喝酒，由中國古典的詩句中詩人所表達的亦或熱忱、亦或自由散漫、亦或痛苦之中，恰好卻能彰顯出中國白酒文化核心內容。
與酒結緣的名人墨客
陶淵明是第一個有意識地將詩與酒“攀親結緣”，并在詩中賦予酒以獨特象征意義的詩人，“忘憂物”的指稱，便是他的發明。陶淵明清高自潔的大詩人。在其現存174篇詩文中，有56篇寫到飲酒，約占40%!詩酒聯袂，寄意遣懷，是文學史上的千秋佳話，更是酒文化窺測的不變傳統。這個傳統，是從陶淵明“寄酒為跡”開始的，對后世追求人性自由的文人們的心靈感受，及他們的社會生活與吟酒詩作產生深遠的潛在影響。
陶淵明飲酒詩（之十四）：“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他的飲酒詩主要表現自己遠離污濁官場，歸隱田園的樂趣，稱頌從酒中品到的“深味”。這個“深味”，就是“漸近自然”的人性自由。所謂“寄酒為跡”，即借詩酒寄意遣懷，抗衡濁世，求得自身人格的清高與自為。他的詠酒詩，首開風氣，為后人樹立了酒徒、隱士、詩人“三位一體”的風范，對后世文人的飲酒生活和吟酒作詩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魏晉之后的隋唐，史稱“盛世之治”，既是中國酒文化的全盛時期，也是中國詩文學的全盛時期。唐代詩人以其開闊的胸襟，宏偉的氣魄，借鑒、揚棄了前人的詩酒流韻，轉而謳歌“盛唐氣象”。既有心神的澄靜，復具人性的高揚，活潑歡暢，飽滿健舉，創造出一種唐人特有的詩酒浪漫情調，使酒文化在這座古代詩歌的顛峰上，流溢出醉人的馨香。著名的飲酒詩人李白與杜甫，是中國詩壇盛極一時的“雙子星”。據統計，李白現存詩文1050首，與酒有關的有170首，占總數16%左右；杜甫現存詩文1400多首，與酒有關的約300首，占21%；而在《唐詩三百首》選本中，明確提到酒的詩有46首，占15%。
李白《山中與幽人對酌：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李白是一位浪漫主義詩人，他一生曾多次隱居學道，野山深林之中，“傾事幽酌，顧影還獨盡”，這時他往往樂于獨斟自飲，飄然來去。如要尋酒友，凡夫俗子是不得入座的。“幽人”，想必是一位與之氣味相投，仙風道氣的高士。這種獨特的飲酒方式看，李白確實得到了陶淵明“任真”的嫡傳。
杜甫《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山瓶乳酒下青云，氣味濃香幸見分。嗚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杜甫是一位現實主義詩人，在“安史之亂”中顛沛流離，后寓居四川近十年。他的詠酒詩寫實的成分居多。蜀中釀酒素有傳統，青城山道士秘釀尤為著名，今日還留傳其名釀“洞天乳酒”。杜甫受酒后，與鄰翁、漁父等鄉老朋友分享，一面下棋消遣，一面品嘗美酒，其田園樂趣于此可見。
宋代的蘇東坡的飲酒詩中，“破愁解悶”之外，還增添了無限野趣與友情。蘇軾《飲湖上初晴后雨》(之一)：“朝曦迎客艷重崗，晚雨留人入醉鄉。此意自佳君不會，不杯當屬水仙王。”蘇軾并不擅飲，但頗好置酒招客，本詩所描寫的就是這種情景，他曾說：“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余下者；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又為后世文人，開啟了新一流酒風。蘇東坡且知酒、釀酒，著有《東坡酒經》專書，以及詠“竹葉酒”、“洞庭春”、“真一酒”、“蜜酒”、“桂酒”、“松花酒”等詩作，都可以直視為釀酒史料，留給我們一份珍貴的酒文化遺產。
古典詩詞中彰顯出的中國酒文化內容
古典詩詞文化與酒文化都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者朦朧隱約，空靈飄逸，后者醇香濃郁，熱情奔放。酒，是詩源文泉，是性情的載體。就文人雅士而言，酒是神品妙物，當美酒勾兌到詩歌之中，詩歌便讓酒的形象臨風若仙，美酒也使得詩歌芳香醉人。
早在三千多年前，《詩經》３０５篇中，酒融入詩的作品達到４４篇。如《鹿鳴》中的“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戰國時期屈原筆下的《楚辭》也有多處描寫酒的詩句：“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九歌·東皇太一》）；“操余弧兮反淪降，授北吉兮酌桂漿”（《九歌·東君》）。漢樂府民歌中有許多作品與酒有關，如《相逢行》中極力描寫了富貴之家豪華的酒宴場面：“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置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在魏晉以前，酒與禮息息相關，“禮”與“醴”相通，備醴酒以行禮，藉以表達人道之醇厚真摯。禮在中國社會生活中是等級秩序的標志，是為人處世、人際交往的道德行為規范，是一個具有國家管理功能的體系。而酒則被視為神圣的物質，酒的使用是莊嚴之事，非祀天地、祭宗廟、奉佳賓而不用。酒文化折射、演繹和傳播著現實社會的道德風尚和文化規則，酒文化所傳播的不是單純的禮，而是通過禮來傳播“德”———這是中國酒文化核心中的核心。中國酒文化既是“德”的完整體現，同時也對“德”起到強大的傳播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酒其實已經成為中國人道德、思想、文化獨一無二的綜合載體。
漢末至魏晉南北朝，是古代中國社會歷史進程中的一段大動蕩、大混亂時期，整個社會陷入一種無秩序的混亂狀態，統治者內部相互傾軋，爭權奪利，外部征戰連年，餓殍遍野。此時，酒作為秩序和儀禮的形象大大消退了，成為了人們作為逃避苦難現實、尋求自我人生超脫和表達社會理想追求的工具。借酒麻醉自我、躲避現實成為一種時尚，是否飲酒甚至成為判斷一個人能否稱得上“名士”的時代標準。《世說新語·任誕篇》有這樣的記載：“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以曹氏父子為代表的建安文學，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賢為代表的正始文學，和田園詩派大詩人陶淵明，他們雖然文學主張不同，作品風格各異，但卻都留下了與美酒有關的千古佳作。建安詩人通過飲酒，傾吐出慷慨悲涼的生命之歌，酒成為他們認識自我，并試圖超越自我的手段和工具。如曹操的《短歌行》中“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詩歌氣魄宏偉，感情充沛，表現出統一天下的雄心和進取精神。“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慨嘆，至今讀來，猶覺豪氣逼人。
“古來圣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中國是一個以詩傳世的古國，又是一個盛產名酒的古國，恰是這詩詞與酒文化相生相隨，情真一切之下，反而彰顯了酒文化中最為核心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