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壺酒，一個人，獨坐在臨街餐館的窗下，一邊喝酒，一邊看大千世界的人間百相，是一種人生情趣。望人群如螻蟻般穿行，見車輛如過江之鯽，在熙熙攘攘的都市奔忙，更覺一個人的閑雅之樂。古人說人生“難得寂寞”，這是指人到晚年之后，才能有的一種思緒；嚴格地說，這是進入老年之后，才能步人的另一種境界。
十幾年前，我還沒有獨飲的酒習，常常是在頻頻的碰杯聲中，走向感情的極致。記得，1990年的1月6日，我的書齋里曾聚集了20多位友人，大家一一舉杯，直到盡歡盡興后才各自離去。隨著生命年輪的增長，一些同輩的友人進入老年，有的丟開了酒杯，有的友人（如葉楠、朱春雨）因癌癥提前去了天堂。于是，昔日留下的那盤聚集書房飲酒暢談的錄像帶，就成了我回憶往昔友人的一個尤物：王蒙、張潔在15年前的爽聲大笑，國文與心武的杯前低語：莫言、抗抗與曉聲的酒后紅腮，都成了我回憶往昔時的一種精神享受。之所以如此，15年流逝過去之后，酒的知音越來越少了不說，一些昔日善飲的友人，大都活得越來越科學，把燒膛美酒視若長壽之大敵了。我則無意改變生命軌道之坐標，這是因為我沒有死在20年的風雪驛路上，自視為是“超期服役”的士兵之故，已然是物超所值，因而對白酒無所畏懼——正好與友人們的忌酒行為相反，我每天要飲上幾杯，在杯中享受中國美酒的甘甜凜冽，并品味時尚生活中的人生百象。
說來也巧，剛過正月十五元宵節，我又到樓下的餐館獨飲，正飲到得意之時，突然從我眼前走過一個熟悉的人影，我喊了一聲：“這不是海巖嗎？”
“你怎么在這里？”他發現了我，亦覺十分驚奇。
“我怎么不能來這里？我是這里的常客。這話應該我來問你，你這個五星級飯店的老總，怎么到這小小飯鋪里來了？”
“有緣千里來相會。”海巖說，“這是緣分使然！”
他之所以這么說，因為就在不久前，海巖邀我和姜文一起大喝了一回五糧液。想不到時隔不到一個月，他與我又在這里見面了。
他看了看我桌上的破舊酒瓶，問我喝的什么酒。
“敗絮其外，金玉其中。”“怎么講？”
我說為了攜帶方便，也是避免引人注意，我把茅臺酒倒進小瓶子里，你喝一口便知其味了。飯館女老板是個文學迷，聽我叫海巖的名字就奔了過來，除了免去埋單，還特意跑回家里，取來數碼照相機，與服務員一塊合影留念。她說：“看起來古人留下‘真人不露相’這句話，是個普遍真理，從來不修邊幅，初來我們這兒吃飯時，我還以為是哪個單位看大門的吶；你們這行的人，真有點‘敗絮其外金玉其中’，看海巖老總這身打扮，不就像個小小辦事員嗎？”
這是我獨飲中的一個小小插曲。另一個酒事趣話也讓我久久難忘：有一天我正在臨窗的小餐桌上獨飲，一個“的哥”把汽車停在了窗外的停車坪上，走進餐館進餐。大概是出于能時刻看到他的寶貝汽車之故，餐館內那么多空位子不坐，偏偏遴選在我的對面坐了下來。酒香對于酒人來說，是有著強烈感染作用的，他開口就要了一小瓶“二鍋頭”。我開始不安起來，因為酒精對于開車這個行當，等于是無形的兇猛殺手，于是我向服務員要了一盒“太子奶”，推到他的面前，同時用手指了指餐桌旁張貼著的宣傳畫。這張畫是公交局張貼在餐館墻壁上的，畫面上一個交警用指揮棒指點著兩行醒目大字：司機一滴酒，行人千行淚。
這位中年司機頓時愣住了。他面孔木呆了片刻，然后對我說：“感謝您老的提醒，可是您是怎么知道我是司機的？”
我向窗外示意地看了一眼。
他苦笑著說：“干我們這一行的，天天疲于奔命，閑下來就想喝上兩口。”
我把他那瓶“二鍋頭”拉到我手邊說道：“我留下你的酒，你就喝我要的這盒奶。算是等價交換吧。怎么樣？”
老“的哥”是個爽快人，一揚脖子把那盒“太子奶”一飲而盡。這是我獨飲時的第二個趣話。
我喜歡一個人，一邊品味酒香，一邊眺望窗外的紛繁塵世。街道上車水馬龍，每個人都在生活的圓周中旋轉：外地來京的打工者，急如星火地穿梭于街道上尋找生計；北京的大爺們，手提鳥籠悠悠蕩蕩在享受人間的清閑；有車族開著轎車匆忙過，去開拓新的生財之道；一些時尚男女喃喃而談，不知彼此傾吐的是真情，還是假意；一些城中新興起來的養狗族，對寵物在街頭拉屎撒尿裝作目盲，還要裝出一副白領的風姿，以炫人耳目；只有那些蹬著平板車收購舊電器的人，那一聲聲的吆喝，無裝飾地展示著打工族的艱難人生。
是不是出于職業本能，我也常常在這臨街餐館里，品味多彩的七色人生。憑著我那雙解瀆人生的眸光，不難分辨出哪個是出賣肉體的“雞”，哪個是出賣“塵根”的“鴨”；哪個是公款消費的官員，哪個是自掏腰包的庶民百姓；哪個是一夜暴富的小老板，哪個是敗走商海的不幸兒……凡是戴有烏紗帽的食客進來，舉手投足之間都帶有一種“舍我其誰”的官氣。有一天，我認識的一位文官，帶著同僚走進餐館，因為我坐在餐館的窗角，他沒有看見我，我卻看見了他，于是一場文官無行的表演開始了：他要了一瓶麻袋形的“酒鬼”酒，當與同僚們喝到騰云駕霧之際，他先說文壇張三，又議文壇李四；說到得意之處時，便自吹自擂開了：你們知道當個文聯的頭頭容易嗎，除了你要會寫文章之外，還要有應對上下的本事。文壇自古就是是非之地，今天文壇更是上下左右、八面來風的風口，哪邊吹來的風，你都不能不加理睬，不然的話你頭上的烏紗，就會被刮到天邊去……我不禁暗暗竊笑起來，酒漿真是好東西，昔日這個人面狗臉，只會把標語口號冒充詩歌寫的“詩人”，當上文官之后依然是那分德行。幾杯烈酒進肚之后，便在這兒自擺“烏龍”了。這與我在會議上見到道貌岸然的他，判若兩人。酒漿真是一劑湯藥，它能讓人去掉假面，還其本來的原形，酒魂之功力何其妙哉！細想起來，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獨有的毛病，中國文人自古就遺留下這種畸形。被后世譽為詩仙的李白，在奉召進長安時，不是也留下“仰天大笑出門去”的心靈自白嗎，何況天下蕓蕓眾生乎？看范進中舉時神魂顛倒的樣子，真是差點得了腦血栓。但中國文學史上，也留下與鉆營仕途的文人絕然異同的肖像，晉時的陶淵明自摘烏紗之后，到桃花酒泉去喝他自己釀造的美酒；《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卻拒謝了朱元璋讓他進朝為官的圣旨，依然當他與大自然為伍的牧童。古人說得好：“人各有志，不可強求。”因而人生就像城里的立交橋那般，東、西、南、北、中，各走各的道。
但是當我們回首歷史時，不難發現一個真理：文人好的詩章，多投胎落魄于邊緣文人的胸腹之中。不信，請看那些在唐代既當過官、后來又被貶官發配邊塞的詩人之作，無論是李白還是白居易，抑或是駱賓王、劉長卿、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王昌齡……他們在逆境中的詩作，都超越了飛黃騰達時的自己。
為什么？因為他們從社會中心移位到了社會邊緣，也許只有人在邊緣，精神才更加清醒，眼睛則更容不得沙塵。這是我臨窗獨飲時，突然迸發的人生奇想……(從維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