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以滿族貴族為主體的中國末代封建王朝，歷時268年，前期近200年，鴉片戰(zhàn)爭后進入后期，中國開始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清代前期，對酒采取征稅政策，但酒稅并不列入國家收入之內(nèi)。因恐造酒糜費米糧，故對北五省燒鍋踴曲，亦酌情禁止。一般來，燒酒之禁，嚴于歉收之年，稍寬于豐裕之歲；本地釀酒與零星造曲，只要不運輸出境，亦不在禁止之列。邊區(qū)地寒，兵民借酒御寒，禁亦不嚴。清代前期，對酒并不規(guī)定征稅規(guī)則，國家也不設置征稅官吏，而由地方和有關機關征收。在零售環(huán)節(jié)有與其他商品一樣征收的市肆門攤稅。酒在經(jīng)過各個關口時也要繳納門關稅。乾隆時，北新關每酒十壇，約計200斤，稅銀二分；嘉慶時祟文門稅課燒酒每10斤稅銀一分八厘，南酒每小壇稅銀一分九厘；酒車繞道，匿報稅銀，要加倍處罰。對制酒所需的曲，在不禁酒的時候，有些地方也征收曲稅，但數(shù)額不大。由此可見，酒稅雖不時增加，但總的說來，還是很輕微的。酒稅從輕，其實對統(tǒng)治階級有利，對大多數(shù)人民則受惠不多，因為人民對酒的消費較少，酒大都是統(tǒng)治階級所享受。

　　由于清王朝對酒不實行專賣，所征的稅在清前期也較輕，所以私營的制酒、賣酒，造曲諸行業(yè)，在清初以來便有很大發(fā)展。但是，私營酒曲業(yè)的大量發(fā)展，結果必然導致糧食的大量耗費。面對著這個問題，清王朝便不時地有禁酒令的頒布。禁酒也成為清代對酒的政策中又一個重要內(nèi)容了。如！據(jù)《清文獻通考·征榷考五》載，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就下過“飭禁盛京多造燒酒糜費米糧”的諭旨。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又諭內(nèi)閣：“聞畿輔谷價翔貴，遣戶部筆帖式一員往諭直隸巡撫，令其于所屬地方，以蒸酒糜米谷者其加意嚴禁之”（《古今圖書集成》六九七冊，酒部匯考三》）。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又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其開燒鍋者禁止”（《畿輔通志》卷一百七）。雍正時也“屢申”燒鍋之禁。乾隆二年（公元l737年）“特降諭旨，永禁燒酒”，對違禁者處以刑罰并追究官員的失察責

任。《清文獻通考．征榷考五》載：“查違禁私燒者，向例俱照律杖一百，今將踩曲販運之處嚴行禁止，如仍一體懲治，實不足以示做。應將廣收麥石肆行踩曲者杖一百，枷號兩月。……失察之地方官每一案降一級留任，失察至三案者降三級，即行調(diào)用；官吏有賄縱等弊，照枉法律計贓論罪。”“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對南方運販紅曲紅糟也嚴加禁止，“如運販五百斤以內(nèi)及廣收米面制造運販一千斤以上者，分別治罪。紅曲變價入官，地方官失察賄縱，俱論如法”（《清文獻通考，征榷考五》）。

　　鴉片戰(zhàn)爭后，喪權辱國，賠款累增，清王朝財政陷入困窘。在這種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只能增加賦稅。因此，清后期的酒稅也就呈現(xiàn)出不斷加重的趨勢。一是開設厘金，征收酒厘。原則上稅率為值百抽一，但實際上各省自定稅率，厘卡重疊，層層抽厘。二是加重征收酒的出產(chǎn)稅。如：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征燒酒稅，各鋪納課銀十六兩；同治元年（公元l862年）稅銀加倍，一戶增至三十二兩。三是其他名目繁多的酒稅。如：新添設稅目“落地稅”、“門銷坐賈稅”、“印花稅”和“出鍋統(tǒng)稅”等。清末這種重稅酒的政策，是把大部分酒利轉歸國家之手，以彌補財政虧空，也可以說是由稅酒向專賣過渡的中間形式，為民國實行酒類公賣法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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