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區、市)黨委第一書記參加了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了《關于1958年計劃和預算第二本賬的意見》，提出并闡發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基本觀點，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對教條主義，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創造精神。毛澤東在會上多次發表講話，就年輕的共和國在前所未有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若干重大問題談了他的認識。這是一次開了近20天的對歷史有重要影響的會議。
    一天下午，時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的周林陪毛澤東去杜甫草堂。毛澤東興致勃勃，談古論今，忽然他話頭一轉，問身邊的周林:“你是貴州仁懷人，你說說，茅臺現在生產情況怎么樣?茅臺是用什么神水搞的哦，那么香，那么美!”
    周林生在茅臺之鄉的仁懷縣，少年時在縣城念小學就對清代著名詩人鄭珍《茅臺村》詩中“酒冠黔人國”的名句印象極深，并在同學家喝過“榮和燒房”的茅臺酒。30年代初，20歲左右的他就離開家鄉到北平讀書，并參加中共地下黨，后來投筆叢戒，成了黨的一名高級干部，對“茅臺”的了解隔了20年。作為陳毅市長的屬下(上海市人民政府秘書長)，他于1951年奉調貴州參加領導工作，當時正是茅臺酒廠合并幾家燒房，由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之始，所以他也很熟悉情況。他回答主席說:“哪是什么神水，開始茅臺酒是用楊柳灣的井水，后來水不夠用，就用的是您長征四渡赤水的那個水搞的。”
    主席聽后高興地說:“嗬，原來有那么多的水，你何不搞它個一萬噸?人民需要嘛，國家需要嘛。 還可出口換鋼材汽車，但是要保證質量啊!”
    毛主席的囑托成了周林心中畢生的牽掛。在大煉鋼鐵的1959 年，他到茅臺酒廠說:“對于你們來說，鋼鐵是元帥，茅臺酒是皇上。”周林在貴州工作了 13年，在陪毛澤東成都會議散步后，無論是大小場合的公開講話、插話，還是在同遵義、仁懷、茅臺的干部、朋友私下閑談聊天，都少不了有“你們要注意哩，可不要粗心大意掛歪了茅臺酒這塊外國人都曉得的牌子啊”這類的囑咐。60年代，在全國貫徹落實黨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時，周林同當時的貴州省輕工廳廳長一道，親自送自己的愛人宗瑛(時任貴州省輕工廳副廳長)到茅臺酒廠工作了半年多。據資料和職工回憶，這位貴為貴州“第一夫人”的副廳級干部，一住進茅臺酒廠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參與重大決策，調整供需關系，優化領導班子，規范職工隊伍，創辦職工食堂，走家串戶，結交朋友，甚至帶領黨政一班人清掃廁所、道路、場壩。給文化層次尚不高，視覺范圍還不寬遠的廣大干部職工留下了“共產黨的大官就是不同”的可貴印象。
    因為毛主席的囑托，周林在離開貴州后，不管是任中央西南局書記，還是“文化大革命”受迫害后恢復工作，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教育部副部長兼北京大學黨委書記等職期間，無論個人的處境如何曲折，他都一直以滿腔的熱情關注茅臺酒的事業，并就茅臺酒廠強調質量、擴大生產、開發新產品、辦子弟學校、修廠志、辦報紙、建賓館和國酒文化城，乃至“茅臺”的打假，都傾注心血，過問關懷，多次要求“咬定國酒質量，光大國酒特色”，“辦好茅臺酒廠的事就是為國家民族辦好事”。對茅臺酒廠的題詞索墨、作序賦詩等要求，他總是爽快答應，從不推辭。1985年他退居二線到茅臺時，留下了“昔日茅臺酒三家，路人聞香醉籬下。美酒自有高人評，何須賽評第二名。欣聞酒廠要修志，堪稱國寶第一名。若問總理評酒事，萬國齊呼來茅臺”和“低度美酒新釀成，醬香不減色味醇。借問酒鄉何處是，赤水河畔茅臺村”兩首詩。1996年5月，已年過84歲，早已沒有興趣再游名山大川的周老，不顧年高體弱和路途遙遠，又一次到茅臺酒廠，再續國酒文化豐碑華章。這次他又欣然提筆賦詩，寫下了:“高樓林立茅臺城，十年改革面貌新，唐漢明清酒文化，中外游人絕口稱。”周林同志1997年6月去世，茅臺人民對他近半個世紀身居高位卻情系國酒的件件往事歷歷在目，追思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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