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時期，是我國古代禮制的成熟期，也是中國古代禮制最為規范的時期。“禮以酒成”，無酒不成禮，因此，商周時期也是我國酒禮最復雜、酒與政治結合最為緊密的時期。正因為酒受重視，酒器發展也最為迅速，青銅酒器也就成為夏商周三代青銅文明中最為輝煌的亮麗點。
商代時，農業已經發展到一個高峰，在甲骨文記載中有許多關于祭祀農作物豐收的例子，其中有禾、黍、稻、年等。農業的發展促進了釀酒業的發達。
我們知道，夏商周三代是是我國古代禮制的成熟期，也是中國古代禮制最為規范的時期。《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記載：“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三代時有無酒不成禮，特別是在祭祀活動中，酒在祭祀中是不可缺少的。商周時期，美酒盛于青銅酒器中，這些酒器的制作十分精美。
青銅酒器最早器物為夏二里頭文化時期的爵，商周時期的酒器基本沿襲了夏的風格，并有了較大的發展。其酒器品種繁多，有煮酒器、盛酒器、飲酒器、貯酒器。有人進行統計研究說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分為食器、酒器、水器和樂器四大部，共五十類，其中酒器占二十四類。
在商周時期的酒器中，煮酒器大多為三足或四足形器物。盛酒器具是一種盛酒備飲的容器。其類型很多，有尊、壺、區、卮、皿、鑒、斛、觥、甕、瓿、彝，每一種酒器又有許多式樣，有普通型，有取動物造型的。以尊為例，有象尊、犀尊、牛尊、羊尊、虎尊等。貯酒器有卣、瓿、彝、壘等；飲酒器的種類主要有：觚、觶、角、爵、杯、舟。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飲酒器，如《禮記·禮器》篇較為明細的規定：“宗廟之祭，尊者舉觶，卑者舉角”。
商周時期邢域的酒文化十分發達，商代時邢臺為商王畿地區，尤其是在邢臺區域建立商王的離宮別館，其地位更加顯著。據《史記．殷本紀》記載，商代“（紂王）置廣沙丘平臺……大聚樂戲于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從置“以酒為池”可以想象當時釀酒業的發達程度。
商周時期的青銅酒器在我市有許多發現，觚為飲酒器。長身、侈口、口和底均呈喇叭狀。觚的形制為一具圈足的喇叭形容器，觚身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于近圈足處用兩段扉棱作為裝飾。商早中期器形較矮，圈足有“十字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造型修長，外撇的口、足線條非常優美，紋飾繁復而華貴。五、六十年代在曹演莊遺址中曾發現多件青銅酒器，其中有族徽的青銅觚，這件銅爵高22厘米，為商代中期常樣式，有“亞”字族徽。
爵是青銅酒器常見的器物，屬飲酒器，相當于后世的酒杯。圓腹前有傾酒用的流，后有尾，旁有鋬（把手），口有兩柱，下有三個尖高足。我市此類酒器發現較多，如清河縣發現的商代（或夏晚期）青銅爵，平底，長流，具有商代早期青銅器風格。1958年在臨城縣曾發現一件有銘文的青銅爵，鑄有三字“祖父癸”，器高22．1厘米。
西周時期，邢臺為邢國的國都，其大致的地望應在南小汪遺址一帶，自1990年以來，考古工作者在這里進行了大量調查工作，當時在工商局后進行考古發掘時，曾出土一片西周時期的邢國甲骨文，這片甲骨文揭示了南小汪遺址與邢國國都的關系，后來在公園東街進行調查時，發現一座西周時期的墓葬，出土一組青銅品，有鼎、尊、爵、觶等。
在這組墓葬中發現的青銅器中除鼎外，均為酒器。尊為高體的大型或中型的盛酒器。形似觚，中部較粗，口徑較小，也有方形的。尊與彝一樣，是祭祀的禮器之共名，是指一組祭器，而不是指某種禮器的專名。尊彝各有其用，但又相互連稱，既表示它們是禮器中特別重要的盛酒器，也代表一套相應的禮制。南小汪西周酒尊即是當時使用的重要禮器。除青銅尊還有爵，這件銅爵造型精致，有三足、鋬和流。器周身飾有紋飾，在柱上鑄有“耳為父癸”四字。
觶是南小汪青銅酒器中的組合之一，觶是當時的飲酒器。圓腹、侈口、圈足、形似小瓶，有的器物上還有蓋。《禮記·禮器》中稱：”宗廟之祭”，”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爵、觶都是飲酒時用器，在商周時使用和功能劃分很細。在《考工記·梓人》注中引《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
春秋戰國時期，邢國雖然已經走向衰落，但其酒文化又有了新的發展，上世紀五十年代在邢臺西南的董村，即今天的新興大街西端發現密集的戰國墓群，在墓葬中發現了許多與酒有關的陶器，其中有彩繪的陶壺、尊、盉等。1958年在邢臺市南大汪發現一座戰國時期大墓，其中出土了一組青銅器，其中最引人注目是青銅壺，這件銅壺高49厘米，口徑16．5厘米，器身飾有紋飾，底座的有鏤空紋，在壺身上有四條動物（龍），有蓋。其造型精致，古樸大方，紋飾生動，是建國以來我市發現的青銅器精品之一。
商周時期的酒器，與史前酒器相比，無論從酒器的質料上或是從酒器的品種和數量上，都發生了質的飛躍，不僅說明商周時期的生產力水平已相當發達，而且也代表著商周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