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歷九月九日是重陽節。《易經》云：“以陽爻為九”，將“九”定為陽數，兩九相重為“重九”，日月并陽，兩陽相重，故名重陽。
如果說中秋是賞月、飲酒、吟詩的三重奏，那么重陽節則是登高、賞菊、飲酒、吟詩的好時節。登高的習俗始于西漢，“三月上已，九月重陽，士女游戲，就此祓禊登高”。東漢時，這一活動又添上一層神秘色彩：汝南人桓景，為戰勝瘟疫，為民除害，拜方士費長房為師，潛心學習道術。一年后九月的一天，桓景正在院中練劍，費長房把他叫到跟前說：“九月九日，汝南瘟魔又要出來，你趕緊回去為民除害，普渡眾生。我給你茱萸葉子一包，菊花酒一瓶，讓你家鄉的父老登高避禍。”桓景遵命而行，剛把眾鄉親在一座山上安頓好，瘟魔就猖狂撲來，但懾于刺鼻的酒氣不敢近前，只在山下徘徊。桓景趁機抽出師傅所贈寶劍，挺身上前除殺瘟魔。從此，每逢九月九日，人們就紛紛帶上菊花酒外出登高避難。
魏晉以后，登高的迷信色彩淡化了，但登高飲酒的習俗卻作為一項節日的重要形式保存了下來。據《荊楚歲時記》記載：九月九日，士農工商各行業的人都到郊外登高，設宴飲酒。騷人墨客更是以此為雅事，在詩中多有記述。正在邊關戰場的岑參有詩寫道：
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開。
登高飲酒，更思念故土親人，征戰千里之外，企盼有人送酒，明知是不可能，更增添了對故土、家鄉、京師的思念，無菊賞或者此菊并非彼菊，只思念故同菊開在邊關，好盡情欣賞，將思念寄托于酣飲及賞慕山水，增添了強烈的思鄉懷土之情。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
竹葉于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
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雁來。
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催。
杜甫老年身處時難年荒之中，詩人飄零異鄉，九日登高，抱病獨酌，不能不倍加思念他久無音訊的親人。
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
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
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
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沾衣。
杜牧用縱情飲酒的樂觀態度來待極易讓人傷感的九日之飲，并對春秋時齊景公游牛山而落淚的的小女兒表示不滿，這又見重陽詩人的一種曠達超脫的情趣。
提到重陽節的詩與酒，我們不能不特別提到陶淵明和他的外祖父孟嘉。陶淵明的重陽飲酒佳話很多文章都有提及，而孟嘉的趣談似乎還鮮為人知。孟嘉少有才名，頗受征西大將軍桓溫的賞識。有一年重陽節，桓溫在龍山大宴賓客，吟詩作賦，嘯詠騁懷，孟嘉也在其列。飲得正酣之際，突然一陣風起，把他的官帽吹落了。而他忙于飲酒，竟然沒有察覺，還是桓溫看不過去，命人提醒他，他才算把官帽戴上。在“君子死，冠不可免”（子路就因為撿帽子而喪生）的古代中國，孟嘉此舉確實放達不羈，“孟嘉落帽”也就成了一個專門術語，用來指不拘小節的文人縱情詩酒娛樂的神態。宋·楊萬里寫重陽酒更為有趣，“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光入”。把月寫活了，月與人爭杯中之酒。
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孟浩然更是渴飲之情溢于言表，要求朋友載酒來，而不是拎、提、擔的方式。是車載馬拉，重陽就菊花而一醉。
秋風葉正飛，江上逢重九。人世幾登高？寂寞黃花酒。
三載重陽酒，開時不在家。何期今日酒，忽對故園花。
野曠云連樹，天寒雁聚沙。登臨無限意，何處望京華。
此詩特色就在于用情抒發刻畫自己的不佳意境、人生境遇及憂國憂民思想。重九本宜登高，偏偏在江舟之上行途中。回顧人生沒有幾次登高，都是在平常的孤寂中面對黃菊飲悶酒。有三年的重陽節，菊花開時，不要說登高，連菊花都不曾觀賞到，均在旅途之中。不期今年這重陽酒是面對故園菊花了。但遠看云樹，漸寒歸雁，心頭不免向京城眺望，無限深情牽掛著朝廷政事。把作者“江湖——廟堂”的那種憂慮寫得恰到好處。
清朝，兩位在臺灣澎湖廳為官的人物，一位是廣西柳州的陳士榮、一位是湖北黃安的吳性城，重九登樓另是一番滋味。
陳曰：“敢謂獨醒拼一醉，笙歌宴罷漏敲三。”
吳曰：“忘情名利身還健，不飲茱萸酒獨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