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國現(xiàn)存宗教中唯一的本土宗教，是在繼承了中國先秦諸子百家學說（主要是道家學說）、殷商以來的鬼神崇拜和神仙方術的基礎上發(fā)展而成的。它的歷史非常悠久，從東漢順帝時（公元126-144年）正式創(chuàng)立教團算起，至今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了。道教的思想文化，在漫長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一直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它與中華傳統(tǒng)文化渾然交融為一體，但又具有自己的風骨與特色。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浩瀚的大洋，道教文化則是這大洋中的一片遼闊的大海。道教在中華民族文化發(fā)展中有著深遠和廣泛的影響，它的許多思想和觀念，經(jīng)過千百年的延續(xù)發(fā)展，已經(jīng)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道教與中國酒文化的關系，也大致如此。
我國遠古神祀宗教深深浸染了酒文化特色。遠古神祀宗教不但不禁酒，而且把酒作為祭奠神祉的重要供品，甚至還設有專門掌管宗教活動中敬酒事項的官職，稱為“酒人”。據(jù)《周禮·天官·酒人》記載：“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供）奉之。”現(xiàn)在出士的殷代古墓陪葬品中多有酒具，這也為事實提供了見證。早期，道教受這種文化氛圍的影響，并不一概忌酒。道教沿用了祭酒的稱號，用來稱呼高級神職。張道陵在蜀中創(chuàng)立五斗米道，設二十四治，治首即稱“祭酒”。祭酒原為饗宴時酹酒祭神的長者，乃德高望重者才能擔任，五斗米道沿用此名，說明早期道士所行宗教職能與原來的祭酒有相通之處。后來，道士的稱謂有了很大的變化，祭酒只成對道士神階的稱謂之一，如道教經(jīng)書《一切道經(jīng)音義妙門由起》說：“所以稱為道士者，以其務營常道故也�！辈⒅赋龅朗坑刑煺娴朗�、神仙道士、山居道士、出家道士、在家道士、祭酒道士六階。
1．道教戒律是約束道士的言行，不使其陷入邪惡的條規(guī)。早期的道教戒律并無不準飲酒的條規(guī)�，F(xiàn)存最早的道教戒律五斗米道《老君想爾戒》，分上中下三行，每行三條，共九條，皆無戒酒之條。金代全真道出，丘處機始創(chuàng)傳戒制度，入道者必須受戒才能成道士。明末清初王常月創(chuàng)全真叢林，全真道龍門派聲勢大振，從這時起，道教才有了禁酒的規(guī)定。該教的《初真戒律》《中極戒》《天仙大戒》合稱“三堂大戒”，多達數(shù)百條，其中大量吸收了佛教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和儒家的名教綱常思想，對生活各方面均作出規(guī)定。那時的一些教內(nèi)文獻，還明確了違反這些教規(guī)的懲罰辦法，例如《教主重陽帝君責罰榜》便作出“因酒色財氣食葷．但犯一者，罰出”的規(guī)定。
2．道教對普通教徒雖然并不嚴格戒酒，但是堅決反對酗酒。道教重要經(jīng)典《太平經(jīng)廠·丁部》對酒的害處有專門論述：①釀酒浪費糧食。“蓋無故發(fā)民令作酒，損廢五谷”“念四海之內(nèi)，有幾何市，一月之間，消五谷數(shù)億萬斗制”。②損害身體健康�！胺踩艘伙嬀屏钭�，狂脈便作”“傷損陽精”“或緣高墜，或為車馬所克賊”。③影響正常工作。酒醉之后“買賣失職”“或早到市，反宜乃歸”。④危害家庭。因酗酒“或孤獨因以絕嗣，或結怨父母置害，或流災子孫”。⑤影響社會乃至天地氣。酒醉之后，“或為奸人所得”“縣官長吏，不得推理，叩胸呼天，感動皇靈，使陰陽四時五行之氣乖錯，復旱（干）上皇太平之君之治，令太和氣逆行”�？傊�，酒的害處是很多的：“推酒之害萬端，不可勝記。”鑒于此，該經(jīng)還規(guī)定了對酗酒者的懲罰辦法是鞭笞和貶降：“但使有德之君，有教敕明令，謂吏民言：從今已往，敢有市無故飲一斗者，笞三十，謫三日；飲二斗者，笞六十，謫六日；飲三斗者，笞九十，謫九日。各隨其酒斛為謫�！睂ψ骶啤①u酒者，則罰以修城郭道路官舍：“酒家亦然，皆使修城郭道路官舍，所以謫修城郭道路官舍，為大土功也�！币驗榫茖偎�，建筑屬土，以土治水，以補其過：“土乃勝水，以厭固絕滅，令水不過度傷陽也�！薄靶薜缆�，取興大道，以類相占，漸置太平。”當然，對遠行的“千里之客”，或家有老人、病人“藥、酒可通”者，或“祠祀神靈”者用酒是不在受罰之列的。
3．道教歷代仙真中也多有與酒有不解之緣者。至今仍廣為流傳的八仙故事最初即與酒有關。八仙之名從晉代即有，人們對可集在一起的八位名流都可稱為八仙。至于今天最流行的八仙說法，是信道之士在此基礎上經(jīng)歷代不斷編撰，直到明朝才確定下來的。明·吳元泰《八仙出處東游記》所說的八仙是李鐵拐、漢鐘離、張果老、何仙姑、藍采和、呂洞賓、韓湘子、曹國舅，這是至今人們廣為流傳的。在道教仙真中甚至有仙真因酒而得度者。傳說被全真道教奉為祖師的呂洞賓在唐末、五代之際，少習舉業(yè)，兩舉進士不第(一說唐文宗開成二年即837年始成進士，一說唐懿宗威通三年即862年64歲時始成進士)。后游長安，在酒肆中遇漢鐘離祖師，經(jīng)過“十試”，得受長生久視之術而成仙。金代道士王重陽是道教全真道的創(chuàng)始人。他出身在陜西咸陽大魏村富戶，早年習文，入府學，后改而習武，于金天眷初(1138年）曾應試武舉，考中甲科，慨然有經(jīng)略天下之志，然長期任征酒小吏，卒未能得志。金正隆四年（1159年）48歲時，自稱于甘河鎮(zhèn)酒肆中遇異人，飲以神水，授以真訣，自此假裝瘋顛，自號“王害風”，棄家人終南山南時村穴居修煉，號所居處為“活死人墓”，開始了他立宗創(chuàng)教的歷史。清代光緒年問著名道士李涵虛是丹道西派創(chuàng)始人，史載他自小穎悟，年青時善琴、嗜酒，陶醉于詩詞文賦之中，堪稱詩酒中人。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佛教是反對飲酒的，無論在家、出家，戒律上都一律禁止飲酒。對于酒的定義和分類，經(jīng)、論、戒典多有詳說。據(jù)《俱舍論》卷十四載，酒有三種：由米麥等谷類釀成的穴羅（梵語sllra，蘇羅）；以果實或植物的根、莖釀成的迷麗耶（梵話maimya）；而在上述二者都沒有完全發(fā)酵時，可令人生醉，稱為末陀（梵語madya）。此外，又有谷酒、果酒、藥草酒三類酒的分類。又據(jù)《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以各種米麥釀制之酒又稱大酒；以植物的皮、果、花等漿汁釀成者稱為雜酒。嚴格地說，但凡有酒色、酒香、酒味，或僅具其一而能醉人的，不論為谷、酒、果（木）酒、藥酒、甜酒（蜜、糖、葡萄等釀制）、清酒，乃至酒酢、酒糟，皆在禁戒之列，飲咽則犯。
戒酒為大、小乘共同的律制，出家、在家四眾皆須恪守。原始佛教之根本經(jīng)典《阿含經(jīng)》即載佛陀所宣說五戒，即不飲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是佛教徒所要遵守的五種基本行為準則，由此斷除惡因，進求佛果。依律藏諸典，如《優(yōu)婆塞五戒相經(jīng)》《十誦律》所載，佛陀本人對“不飲酒”戒進行詳明的闡說和嚴格的規(guī)范，是在當時印度的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
關于飲酒的過失，三藏諸部經(jīng)典有或簡或細的歸納概括，根據(jù)對象的不同，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針對世間的在家人，多從一般現(xiàn)實生活、事業(yè)、財富的得失、利弊而言，以契合他們的層次。另一類是針對信人的四眾弟子，特別是對出家眾人的開示，不僅止于世間善惡得失，進而更上升至飲酒對出世的終極解脫的極大危害。前者論述，《阿含經(jīng)》的《阿（少兔）夷經(jīng)》堪為代表。經(jīng)中佛陀向富商善生說法，告誡他世間有六種惡行能損財業(yè)，第一種即是沉溺于酒，其失有六：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者易生斗爭，四者惡名流布，五者悉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損。唯有加以避免，才會財業(yè)日增，生活和樂。第二類闡說甚多，如《四分律》之十過，《大智度論》之三十五過，《沙彌尼戒經(jīng)》之三十六失等，皆列舉飲酒所產(chǎn)生的過失，除涵括前類過失并加以更細密的分析羅列外，更從滋生欲求、造作惡業(yè)、破壞信仰、妨礙修行等方面數(shù)陳其罪，以為信持佛法者的警鑒�？傊�，酒是昏狂之藥，一切嚴重的過失都岡此而生。如《多論》以為此戒極重，能使人作四逆重罪，并能使人因酒醉而破犯一切戒，造一切惡，實是昏神亂思，放逸之本。故經(jīng)律中每每將酒譬喻為毒藥，甚至有寧飲毒藥不可飲酒的教誡。
酒既為殘賢毀圣、敗亂道德的惡源，亦能令一切眾生心生顛倒，失慧致罪，所以戒律不僅禁止自己飲酒，而且禁止教人飲酒，不得操持、沾染任何酒業(yè)、酒緣。如《大愛道比丘尼經(jīng)》云，不得飲酒，不得嘗酒，不得嗅酒，不得賣酒，不得以酒飲人，不得謊稱有病欺飲藥酒，不得至酒家，不得和酒客共語�！端_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一明申在家居士不得作沽酒的行業(yè)，視之為不道德的邪業(yè)，為之必掐惡果。從早期經(jīng)典的記載來看，這些戒律在佛陀時代的印度產(chǎn)生過實際的影響。如《佛說戒消災經(jīng)》載，在佛法弘化初期的中心舍衛(wèi)國，當時有一個縣皆奉行五戒十善，全縣界內(nèi)沒有釀酒者，一位大姓子弟甚至因犯戒飲酒，被父母逐出了家門。不過，佛教徒亦非絕對地不可飲酒。依律制，倘患病必須以酒為藥，或飲，或含口中，或以酒涂瘡，都不為犯戒。對原本嗜酒，出家后因戒酒而病瘦不調(diào)的僧人，佛陀也非毫不通融，一味禁制，而是為其略開方便之門。《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記載佛陀特許斷酒致病的比丘，以造酒的植物的根莖、葉、花、果等的屑末，用白布包裹起來．放置于“無力不醉淡酒”中浸漬，“勿令器滿而封蓋之，后以清水投中攪飲”；或者“以面及樹皮，并諸香藥，搗篩為末，布吊裹之，用杖橫擊，懸于新熟酒甕內(nèi)，勿令沾酒，經(jīng)一二宿以水攪用”，以此止息酒渴之病。又《毗尼母經(jīng)》卷五也有允許病酒者于甕上嗅酒昧、吃用酒和面作的酒餅，乃至于酒中自漬的記載。不過這些方便，在佛陀人滅后，亦成為引發(fā)爭論的問題。佛陀人滅后一百一十年（公元前276年）前后，毗舍離城的跋閣子比丘僧團，將戒律上較瑣細的十事，當做例外而允許實行，被保守傳統(tǒng)的上座部長老系統(tǒng)視為離經(jīng)叛道，遂召集僧團大會，判為“十種不清凈事”，從而直接導致了著名的第二結集和大結集，造成了整個佛教僧團的分裂，即保守的上座部和對佛法持開放理解態(tài)度的大眾部的公開對立。在這十事中的第七事，就是毗舍離的僧人“和水飲酒”以治病，認為不違戒律，清凈不犯，而上座部長老的裁決是非法的。漢傳佛教所承授的《四分律》，準許僧人在有病而其他藥治愈不了的情況下，以酒為藥，非唯“和水飲酒”，直接服飲也是可以的，較原始佛教似為寬松。但為防止濫行，《南山戒本疏》又特別強調(diào)，不是有病就可飲藥酒，而是必須用其他藥遍治不愈后，才能服用。
綜上所述，雖然隨著對象、時域的差別流遷，“不飲酒”戒的某些具體細微的規(guī)定有所不同，或寬或松，但作為行為指導規(guī)范的戒律本身卻從未動搖，反對飲酒、禁止信徒飲酒的主旨始終一以貫之。這種鮮明、堅決的立場，大概是佛教基于以無明欲求為生死苦本的業(yè)緣觀，以清凈離染為解脫正道的修行觀，以及將建設一個清明、健康、和諧、美滿的理想人類全景作為自身使命的終極價值關注，所必然表現(xiàn)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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