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春天，我的業務領導、尚在養病的著名工業微生物學家方心芳先生把我叫到他家，令我分析一些從貴州省輕工科研所送來的酒樣。解決風味問題。我在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建立了白酒主要成分的分析方法，結果發現，用純種根霉釀制的白酒含酸和含酯量不足。于是方先生決定用產乳酸和醋酸的細菌以及產酯類的酵母菌來強化純種根霉曲。我們在本所保藏的上千種酵母菌株中，挑選了幾十株可能產生酯類的酵母菌和一批產乳酸和醋酸的細菌進行了大量的試驗。9月初，便帶著這些菌種去了貴州。

　　在貴州輕工科研所的積極協助下，我們先后在貴陽酒廠和安順酒廠進行了生產試驗。1963年12月，我們得到了含酸量和含酯量都有明顯提高的小曲白酒，并且在評酒專家們的感官鑒定后得到了肯定。這項科研工作的成果后來成為微生物所獲得的一項全國科學大會獎的內容之一，而幾株生香酵母在幾十年來一直被許多酒廠采用。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此生最長一次親身參加的釀酒生產實踐。3個月中我們和工人一起勞動，重復過幾十次釀酒流程。12月，工作告一段落，在有多位貴州評酒專家參與的評議會上，大家認為我們用生香酵母和產酸菌強化的“62曲”釀造出了接近原來用藥曲生產的好酒，而出酒率則要高。我們在完成總結以后就回北京了。此后我接受了與酒無關的另外的課題，兼之當時階級斗爭的弦越繃越緊，尤其到文革期間，我們實驗室收集的幾十種名酒樣品被混在一個大桶里一人一勺分給了歡慶國慶的革命群眾。我的貴州出差也成了某些人攻擊方先生的炮彈，本來非常愉快的經歷變成了挨斗的原因，此后相當長的時間，我再也不敢談酒了。

　　但是，貴州輕工研究所和兩家酒廠繼續進行擴大試驗和建立新的制曲工藝。由于根霉曲在貴州小曲白酒釀造中廣泛應用，節約了大量糧食，貴州省輕工科研所為此獲得1978年科學大會的獎勵。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在國內用生香酵母和產酸細菌強化小曲提高酒質的工作應該算是比較早的。當時因為多種原因，這項工作并沒有發表。記得1990年前后，方先生提出應該留下一個文獻記錄，要我寫一篇文章發表。我則認為幾十年來釀酒技術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生香酵母幾乎在全國應用開了，而且手段遠優于當年，兼之我并不知道原始檔案的下落，沒有照辦。后來從樂華愛先生處得到一份當年在安順酒廠試驗的原始記錄，現在珍藏在家，可能會有史料價值。1999年我去安順看望當年的老廠長李幼鴻先生，他進一步回憶了當年的詳細經過，也曾鼓勵我把有關“62曲”的情況寫個材料發表，因為懶和忙，又拖了4年。

　　“文革”后期，響應毛澤東寫生物史的號召，我們所也組成了微生物學史研究小組，在他的啟發下，我收集了散見于《齊民要術》、《天工開物》和《本草綱目》等古籍中有關酒的論述，也閱讀了胡山源編撰的《古今酒事））和日本學者的《東亞發酵化學論考））等著作。尤其是讀過當代學者袁翰青和張子高等關于我國酒史的文章后，對酒史的興趣日見增長。l977年我協助方先生重新整理發表“曲蘗釀酒的起源與發展”一文的過程中，結合過去親身的釀酒的實踐，覺得我國釀酒歷史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勤勞與智慧。應光明日報之約，在方先生指導下，我寫了一篇．“數典話釀酒”，當時有比較大的影響。后來我又參與編寫我國古代生物學史中有關菌類的篇章。有關酒類的著作逐漸在我的書架上堆積起來。

　　1985年冬，當時在深圳博物館工作的李衍垣先生來信告知，準備在深圳搞一次集歷史、技術和商務等多方面的酒類研討會，要求我征求方先生的意見并希望他支持。因為作為唯一的研究酒類的學部委員（今天稱院士）是有相當號召力的。方先生表示了非常積極的態度。為此，1986年4月初，李先生北上，我們聯絡了當時在《經濟效益報>負責的李少一先生和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周嘉華先生一起，在北京牛街的民委招待所的一間臥室中開了一次會。這次會議除了策劃會議的籌備和初步確定了負責人選外，還參考于光遠先生提出的“食文化”概念，決定用“酒文化”來概括有關酒的方方面面。這也許是第一次明確提出“酒文化”這個名詞。1987年初我國第一次酒文化研討會在深圳召開，方心芳作為學術委員會的主任（未到會）一直關注和指導會議的籌備，而精力和機智不讓壯年人的秦含章老先生則作為副主任親臨會議指導。我當時被任命為學術委員會的副秘書長，在當時全國發展釀酒工業的高潮中，酒文化的名詞迅速普及，許多酒廠都以獲得“歷史文化名酒”的稱號為榮。1988年10月，第二次全國酒文化研討會在古城西安舉行，我提前結束海外進修趕去參加，在會上作組織工作，被大會授予“酒文化專家”稱號，并得到一壇陳年花雕作為獎品。會后，中華酒文化研究會成立，我擔任過副秘書長，后來方心芳被推舉為會長，為了協助他工作，我擔任過副會長。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我國酒類發展的高潮，酒文化為經濟繁榮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不過，本人不熟悉商業運作，只對釀酒技術和真正的歷史感興趣，希望酒文化的研究能夠獲得成績，并在此基礎上為酒界服務。所以在謀取經濟效益的群體里，我成為無用之輩，因而彼此逐漸疏遠，我也就又一次被邊緣化了。不過，對酒的精神嗜好已經成癮，一有機會，難免技癢，所以一有機會，就會參與一些有關酒文化的活動，審稿、研討會、酒文化節和辦雜志等，幾乎每年都能在一些相關活動中發現我的蹤影。

　　從國外研究厭氧菌生理兩年，從1989年起，我先后到過幾十個酒廠考察和取樣和研究，1991年在武昌東湖舉行兼香型白酒白云邊香味成分科研成果的國家級鑒定會，我受方心芳委托到會，結識了一大批酒界重量級專家。在這次會上，通過王薇青教授的介紹，我有幸得到與山東泰安酒廠合作研究濃香型白酒窖泥中厭氧菌的機會。在以后的兩年中，我們實驗室從泰安酒廠和其它酒廠的窖泥中分離了幾株高產己酸的純種細菌，發表了四篇系列文章，并提出了一些不同于流行說法的實驗結果。但30午后又重操舊業，不能不說是和酒的緣分。因為當時另有重任，在這項工作中我只作了試驗設計和指導工作，很少親自動手。退休后，協助北京郊區一家人小酒廠創制黃酒，這個新產品在幾次品評活動中，都得到了專家的好評，這無疑又說明我和酒的緣分還在延續著。

　　從我第一次領略酒的風采起，算來已經有60年。涉獵釀酒技術也有40年了，至于對酒文化，我一直傾慕和熱戀，所以一直對這方面的活動有所關注，也想在晚年為此盡點綿薄之力，然而，酒界是個非常復雜的天地，我既無獨到的釀酒技術，又很少對我國釀酒工業發展做過貢獻，更談不上為釀酒行業帶來什么效益。酒海之深，深過太平洋。我只是個酒界的邊緣人。

　　1958年9月至1976年3月，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實習員，1976年3月至1982年10月，微生物學報編輯部編輯1982年11月至1985年10月，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985年7月至1986年11月，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1986年11月至1988年8月，荷蘭瓦赫寧根農業大學微生物系訪問學者；1988年11月至1994年11月，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1994年11月至今，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1989年1月至1997年11月，中國微生物學會副秘書長，代秘書長，秘書長。1997年11月退休。

　　目前任國家科技名詞審定委員會委員兼微生物學名詞審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微生物學會顧問；中國國民黨中國科學院支部副主任委員；曾任中國科協全國委員會第4、5屆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北京市委委員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