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貴州茅臺酒廠。

　　這是一個特殊的時代，歷經滄桑、萬物復蘇，經歷太多時代風云變幻的國人都憋著一股勁，都充滿著一個希望——他們都盼望著有一個方向，有一面旗幟，過一種新的生活。

　　這是一個辛酸的年代，經過3年自然災害和10年“文革”動亂，國酒茅臺面臨諸多困難，已連續15年沒有完成國家計劃，連續16年虧損，虧損總額達444.2萬元——整個茅臺酒廠生產蕭條、債臺高筑、人心渙散、前途迷茫。

　　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8月，中共貴州省委決定由周高廉出任茅臺酒廠黨委書記、廠長。重振國酒茅臺，面臨的困難、承載的責任，壓在他的雙肩上，沉甸甸的，而這擔子一挑就是6年。

　　這六年，是茅臺扭轉乾坤的6年。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各條戰線開始撥亂反正，舉國上下出現了百廢待興、政通人和的大好形勢。此時，如何振興茅臺酒廠，已列入了國家輕工部的議事日程，也成為即將調往貴州任省長的蘇鋼考慮和思索的一個主要問題。茅臺酒作為國酒，其興衰不僅關系貴州，也關系國家，振興茅臺酒廠的意義可謂非同一般。

　　經過省委商量，最后決定由周高廉來擔任茅臺酒廠廠長。

　　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但周高廉上任后沒有點火，他到廠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開展調查研究。在黨委擴大會議上，他轉達了中央、省委和省輕工廳有關重要精神，廣泛聽取大家的匯報和各種意見，認真分析當前的生產形勢和所面臨的困難與問題。周高廉強調指出，大家必須做到“四個統一，即統一領導、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統一行為。只有這樣，企業才能振興，國酒才能發展。”

　　周高廉清醒地認識到，要治理好企業，領導是關鍵，在領導班子建設上，他認為一是必須建立一個團結的，有戰斗力的，在困難面前能打硬仗的領導班子；二是必須樹立廉潔奉公、實事求是、密切聯系群眾的領導作風。按照以上兩個要求，他對領導班子成員進行了具體分工，由一位黨委副書記分管茅臺酒的生產，三位技術副廠長分管茅臺酒生產勾兌和科研工作，并相繼對各車間、部門的負責人進行了必要的調整和加強。在作風建設上，他向新的領導班子成員宣布了一條原則，那就是“說了算，定了干，天大困難都不變”，并使之形成一套過硬的工作作風。各級領導班子的建立和加強，標志著茅臺酒廠開始走上正軌，為茅臺酒廠的整治和今后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堅實可靠的領導體系和組織基礎。

　　在領導班子廉政建設上，他身先士卒，盡管來找自己幫忙的親戚很多，但他卻從不利用手中之權給予任何的幫助，他只有一個信念，原則不能放棄。

　　新班子建立后各方面工作都緊鑼密鼓地進行，然而他們又面臨了一場極其嚴峻的考驗和挑戰。1977年國家下達的700多噸茅臺酒生產計劃到了8月份才完成400噸左右，占全年任務的53%，眼看只剩下4個月的時間，如不采取緊急措施，又有重蹈覆轍的危險。

　　在考慮全面完成當年生產任務的同時，周高廉把目光盯到了另一個大的攻堅方向上——三車間。就是要抓緊三車間的投產準備工作，這是為今后茅臺酒廠實現跨越式發展奠定基礎的重要措施。三車間是1974年國家投資擴建的，有300噸的生產規模。由于“文革”的動亂的極左思潮的影響，生產設備未能安裝，水、電、氣也不通，這一拖就是3年多，造成國家資產的嚴重浪費。如果三車間能盡快投產，1978年茅臺酒產量可以超千噸，企業將邁上一個新的臺階。他把自己的想法提交給黨委研究討論，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贊同和支持。

　　在三車間的攻堅戰中，周高廉親自從動力車間抽調精兵強將，組成安裝突擊隊，負責落實各項設施的安裝工作。經費有困難，就勤儉節約，精打細算。他和其他廠領導現場辦公，親自指導，并與大家同吃同勞動，加班加點，有時甚至通宵打旦，遇到困難馬上解決，需要什么就解決什么。全廠職工因此深受鼓舞，安裝突擊隊情緒高昂，干勁倍增。經過20多天的奮戰，三車間終于保質保量地完成了水、電、氣、航車、吊斗等配套設施的安裝調試工作。經有關部門鑒定，完全符合質量標準，三車間按預定的時間投產了。

　　三車間的投產極大地鼓舞了茅酒工人完成任務的積極性。到1977年12月底，茅臺酒廠實現了建廠以來的“三個歷史性突破”：一是產量的突破，在確保質量的基礎上生產茅臺酒760噸，超額完成了國家下達的750噸的生產任務；二是銷售任務的突破，年銷售茅臺酒387.8噸，比建廠以來完成生產任務最好的1936年增加了85噸；三是結束了連續15年未完成國家生產和銷售任務的歷史，虧損下降到10年來的最低水平（2萬元）。

　　正當茅臺酒廠生機勃發之時，黨中央向全國發出了“工業學大慶”的號召。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周高廉認為，學大慶雖然難度大，但茅酒工人具有幾十年艱苦創業的光榮傳統，是經得起考驗的。酒廠長期虧損，被人們視為老大難的企業，為了改變這種狀態，必須抓住這個機遇，把茅臺酒廠建成大慶式企業。在認真分析各方面的情況后，他自告奮勇擔起了把茅臺酒廠建成大慶式企業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并在會場上向輕工廳和各單位領導表示：“苦戰一年，把茅臺酒廠建成大慶式企業。”

　　肩負重任的周高廉從省里開會回廠后，立即召開黨委擴大會，認真傳達了會議精神，并把茅臺酒廠建成大慶式企業的決定向大家作了通報，得到了與會同志的擁護和支持。“三老”、“四嚴”、“四個一樣”是大慶精神的核心。在全廠學大慶動員大會上，他要求各級領導和全廠職工遵照“三老”、“四嚴”、“四個一樣”的大慶精神嚴格要求自己，為把茅臺酒廠建成大慶式企業貢獻力量。一場學大慶活動在茅臺酒廠蓬勃地開展起來。

　　在創建大慶式企業的過程中，茅臺酒廠還把學大慶和整頓質量包括產品質量、包裝質量、服務質量、工作質量等結合起來，認為必須從企業管理上下功夫。為此，周高廉提出對企業的管理要“三管齊下”，一要管全、二要管細、三要管嚴。要從節約中挖潛力，從管理上要效益，并采取了相應的有力措施。首先在全廠深入開展節約一斤糧、一度電、一鏟煤、一滴酒、一個酒瓶的“五個一”節約活動，收到了明顯效果。第二是解決酒壇滲漏嚴重的問題，他帶領生產質量管理方面的人員，抽查了近二萬個存酒壇，發現滲漏率平均達到6%，而酒壇運輸路程遠，價格又高，長期這樣下去損失無法估計。于是他帶領財務科、生產科的同志到四川瀘州地區進一步考察了瀘州酒壇的質量情況，相比之下，瀘州酒壇質量較好，價格又低，因此決定全部改用瀘州酒壇，既保證了質量又大大降低了成本。

　　長期以來，茅臺酒的外包裝箱都是用木箱包裝出廠，既笨重又耗費木材，而且成本過高。他和分管供銷的同志商量，征求大家意見，認為可以采用紙箱包裝，核算下來，不但降低成本節省木材，而且造型美觀，便于運輸，還減少了用鐵釘封查、用鐵皮加固等繁雜工序，提高了工作效率，從此全部改用紙箱代替木箱包裝，受到消費者歡迎，也帶動了不少釀酒企業在外包裝上的改革。

　　功夫不負有心人，1978年，經過全廠職工的不懈努力，茅臺酒在產值、產量、質量、利潤、銷售額上都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產量突破了1000噸大關，達1068噸，銷售茅臺酒600噸，比1977年增長了60%，其中出口茅臺175.4噸，創下了建廠以來茅臺酒出口最多的一年。同時，一舉實現“扭虧為盈”，結束了16年虧損的歷史，為企業進一步騰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茅臺酒廠從此進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

　　學大慶，開創了茅臺酒廠新局面，使茅臺酒廠邁上了一個新臺階。而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抓緊落實干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則充分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為茅臺酒廠的振興找到了力量的源泉。

　　20世紀70年代茅臺酒廠的知識分子不多，當時全廠有大學生17人，中專生23人，由于受“左”的思想影響，把知識分子看成是“臭老九”，閑置工不用，嚴重的浪費人才。周高廉同志調茅臺酒廠工作后，對大專院校畢業的專業人才非常重視和關心，經常和他們接觸談心，征求和聽取他們的意見，他發現時任生產科副科長的季克良是難得的專業人才，年輕有為，便大膽舉薦，由副科長破格提拔為副廠長，1938年又積極推薦提拔為廠長。

　　除認真抓好干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外，周高廉還十分重視培養中青年干部，以敏銳的眼光，具體的措施，立足在本廠中青年干部中挑選人才、培養人才。將科技工程人員輸送到省內外大專院校學習培訓，回來后在重要部門挑重擔。同時，還從工人隊伍中挑選中青年優秀骨于到機關、部門、車間擔任負責人，放手讓他們在實際中鍛煉成長，并選派到大專院校深造，讓他們把學到的理論和生產實踐結合起來，逐步提高他們的實際工作能力。這是茅臺酒廠能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條件。

　　現在茅臺酒廠集團公司、股份公司的領導班子成員，基本上都是在那個時期逐步培養成熟起來的，90%的領導干部是從本廠培養起來的，其中中青年干部占多數，他們現在是茅臺集團的脊梁，擔負著更為艱巨而光榮的任務。

　　1977年8月至1983年初，這六年間，周高廉與國酒茅臺的創業者沒有辜負黨和人民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時代賦予的重任，為茅臺酒廠的高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國酒茅臺的騰飛插上了翅膀。

　　六年來，茅臺酒產量一年比一年增加，到1982年超計劃完成1486噸，比1977年增長55%，六年共超產茅臺酒413噸。

　　六年來，茅臺酒廠經濟效益一年比一年提高，1978年開始盈利6.5萬元，到1982年共盈利424.1萬元，六年共上繳納稅收2146.9萬元，超過1957年到1976年繳獲稅收1394.48萬總和的55%。

　　六年來，由于嚴格按茅臺酒傳統工藝操作生產，使茅臺酒生產質量穩定提高，新酒合格率逐步上升，1982年合格率達到96.5%。

　　1979年貴州省輕工廳授予茅臺酒廠“文明先進企業”稱號，同年6月中共貴州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茅臺酒廠“大慶式企業”稱號。1979年茅臺酒又榮獲國家最高質量獎——金獎。

　　1951年3月，調仁懷縣委農民協會工作，參加全縣一、二、三、四期土地改革，任土改工作組組長；

　　1952年，土改結束任仁懷縣中樞區副區長，在西南廿大貴陽分校學習；

　　1953年，任仁懷縣人事科科長；

　　1954年，任仁懷縣計劃統計科科長；

　　1956年，任仁懷縣副縣長，兼財貿辦公室主任；

　　1963年，任仁懷縣中樞區委書記；

　　1964年，任仁懷縣副縣長；

　　1965年，任仁懷縣委副書記、縣長至1967年；

　　1970年，初文革補臺，任仁懷縣核心小組成員，縣革委副主任；

　　1970年10月，參加湘黔鐵路建設任仁懷民兵團副團長；

　　1972年，任仁懷縣革委副主任；仁懷縣委副書記。1977年任中共仁懷縣委書記，貴州茅臺酒廠委書記、廠長，主持茅臺酒廠的全面工作；

　　1983年初調貴州省輕工廳任廳黨組成員，副廳長，紀檢組長；

　　1986年任廳黨組成員，貴州省紀委派駐輕工廳紀撿組長，廳直機關黨委書記；

　　1995年8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