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常貴明來到汾陽杏花村汾酒廠工作。他決心要為振興汾酒奮斗一輩子，于是便一頭扎入酒工中間。因他勤奮工作，虛心好學，很快總結出一套簡明的釀酒操作規程，后被提升為釀造車間主任。后來他和工人一塊努力，寫出大曲操作規程。

　　1970年擔任汾酒車間黨支部書記，為改造汾酒車間落后面貌，他親自擔任技術革新的攻關組長，經過實踐摸索，制造了行車活瓶筒攪拌機、冷散機和活動斗等大機具，使酒工向古老的生產方式和原始的生產工藝揮手告別。1979年汾酒總產量達到3200噸，超過設計能力一倍。同時以汾酒作母酒配制成的竹葉青酒，一舉奪得全國優質產品金獎。1984年汾酒榮獲全國第七次“質量月”金牌獎；1986年總產量突破萬噸大關，1988年汾酒廠再次被評為全國最佳經濟效益大型骨干企業之一，居全國飲料行業首位。

　　1991年汾酒總產量完成突破萬噸，竹葉青完成3000多噸，總產量達25000噸。與此同時，杏花村酒碑林和酒史館，引進大型專用釀酒裝備，電子機房、宏偉的體育場以及壯麗的“酒都賓館”相繼完成。

　　常貴明用15年的時間，使汾酒產量、利稅額、固定資產分別比解放前、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增長了130倍、92245倍、42148倍和5倍、50倍32倍。

　　20世紀80年代中期汾酒廠率先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實行承包責任制，逐級承包、多種計劃分配。管理體制上實行十個統一，產權下放。1992年試行股份制。優化產權結構，實行微觀再造。成立了“山西杏花村泉涌酒業股份有限公司”，組建“杏花村汾酒（集團）公司”。創立了“山西杏花村汾酒廠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發行了中國白酒行業的首支股票。

　　常貴明公正廉明，以身作則，使汾酒廠形成了杏花精神。他在抓管理的同時建立了層層責任制。并以酒為主，開展多種經營如利用酒糟搞精飼料加工廠，建大型農牧肉食品加工廠，多種經營產值大幅度增加。

　　常貴明始終堅持高質量立廠、嚴管理治廠、科技進步興廠、艱苦奮斗建廠的企業方針，使汾酒廠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從而形成了規模經濟，企業管理達到整體優化，名酒產量由1979年3200余噸，提高到1993年的2.6萬噸；利稅由728萬元提高到36900萬元；出口量達到2000余噸，創匯800萬美元，產品遠銷60多個國家和地區。15年累創利稅17.89億元，連續六年被評為全國500家最佳經濟效益企業，綜合效益持續六年居于全國食品飲料行業和生活消費相關行業以及全國輕工業系統第一名。古井亭牌、汾字牌、長城牌汾酒和竹葉青酒于1984年榮獲國家最高質量獎——國家質量金獎。

　　1984年榮獲立山西省“四化”建設一等功；1986年分獲山西省和輕工業部勞動模范、優秀廠長獎；1987年獲“全國優秀經營者”稱號和“五·一”勞動獎章；1988年獲山西省特等勞動模范和全國勞動模范光榮稱號；1988、1993年兩次當選為第七、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