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節慶繁多，飲食文化又特別講究，每逢節慶，請酒飲宴是一件大事，朝廷宮中以此宴賞王侯大臣，民間百姓也以此合家歡聚，款親友睦鄉鄰。這些歲時之宴，歷代相承而又有變革，現以唐、宋、明朝為例，敘其大要并略加說明，以見大概。
元旦為歲之首，歷朝元旦，朝廷皆朝會賜宴群臣。《后漢書·禮儀志》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座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可以想見東漢時元旦朝會宴樂的盛大場面。唐太宗時，元旦大宴常在長安近郊昆明池舉行，見《冊府元龜》：“貞觀五年正月癸酉，大蒐于昆明池；甲戌宴群臣，奏九部樂，歌太平，舞獅子，賜從官帛各有差。”
貞觀七年正月癸巳，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蠻夷酋長于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樂并舞。
宋代元旦行大朝會儀：“太子、上公、親王、宰執并赴紫宸殿立班進酒，上萬歲壽。上公致詞，樞密宣答。及諸國使人及諸州入獻朝賀，然后奏樂，進酒賜宴。”“是日，后苑排辦御筵于清燕殿，用插食盤架。午后，修內司排辦晚筵于慶瑞殿，用煙火，進市食，賞燈，并如元夕。”
唐玄宗于正月十五日元宵曾“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人物填咽，金吾衛十指遏不得。上謂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為宴樂，與萬姓同歡，不謂眾人喧鬧若此’”。后來高力士出主意，令京兆尹嚴安之以法治之，嚴將手中笏板在廣場周圍劃線示眾，誰越過此線即執行死刑，這才嚇住了眾百姓，“是以終日酣宴，無人敢犯者”，這一場盛大的群眾性宴會才算和平結束，未釀成傷亡慘劇。到宋代，元宵已是最重要的節日，賞燈戲游，已成全民風習，《東京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等書都有詳細記載，宋詞中也有反映，如李清照《永遇樂·元宵》、周邦彥《解語花·賦元夕》，都是傳誦千年的名篇。
過了元宵節，天氣漸漸和暖，各種大小之宴可以在室外乃至郊外供設。
清明節是傳統的祭掃祖墳之節，但也免不了借祭掃之名行飲宴之實。《東京夢華錄》卷七記清明節時情形：“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樹之下或園囿之間．羅列杯盤，互相勸酬。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亭，抵暮而歸。各攜棗餬、炊餅、黃胖、掉刀，名花異果，山亭戲具，鴨卵雞雛，謂之門外土儀。轎子即以楊柳雜花裝簇頂上，四垂遮蔭，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墳，寒食，（清明前一日）最盛。節日坊市賣稠餳、麥糕、乳酪、乳餅之類。“緩入都門，斜陽御柳；醉歸院落，明月梨花。”想見當時家家皆借出城上墳之名宴游終日，悠閑舒適地過清明節。
三月三日為上巳節，古人在巳節都去水邊沐浴洗去塵垢，稱為“修禊”。效仿晉王羲之“蘭亭之舉”。唐代巳節時貴族士女都結伴至長安東南郊的風景名勝曲江之濱游賞宴飲，杜甫的名詩《麗人行》即詠楊貴妃的兄姊楊國忠、虢國夫人和秦國夫人曲江宴游之事，對其驕奢淫逸有尖銳的諷刺。
《唐語林》卷七記：“舊制二三歲必于春時內殿賜宴宰輔及百官，備太常諸樂，設魚龍曼衍之戲連三日，抵暮方罷。”這是每隔二三年舉行一次的宮內春宴，有音樂、歌舞、雜技、幻術等招待。宋代宮廷春秋二季常有宴集，有大宴、宴射、曲宴等形式（《宋史·禮志》）。宋太祖趙匡胤是行伍出身，騎馬射箭是其本行，而他又不主張過分飲酒，曾向百官自道：“沉湎非令儀，朕宴偶醉，恒悔之。”因此史書上常見他“幸玉津園宴射”“幸迎春園及開封尹后園宴射”之類的記載。所謂“宴射”，即閑暇時與群臣設宴習射為樂，是古代射禮之一。趙匡胤行此古禮以代酒宴，目的有二：一是免于醉酒，二是借此習射與輔臣同樂。一舉兩得。故其弟宋太宗趙炅也效他而行，但宋太宗時海內太平無事，統治者的享樂自然比開國君主要靡費些，單單“宴射”是不過癮了，于是有了所謂的“曲宴”，即有各類文藝活動的宴會。“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后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群臣賦詩、習射、賞花，曲宴自此始。”曲宴的參與者原本限于皇帝“從官”，宋哲宗時擴大到宰輔老臣，《宋史·哲宗本記》有“元祜五年，曲宴文彥博于玉津園”之記載；后來又擴大到外國使者，“紹圣四年十二月甲申，曲宴遼使于垂拱殿”。總而言之，北宋朝廷的宴會越來越豐富多彩了。
春深百花競放，至夏月果品亦陸續上市，于是又有配合欣賞奇花異果的宴飲集會，足見中華人士自古以來就很懂得享受生活之美。如五代時南漢皇帝劉鋹，每逢荔枝成熟，就于宮苑內設“紅云宴”，品嘗荔枝飲酒宴樂。又如宋仁宗時大臣韓琦賞芍藥“金帶圍”之宴，并見于多種宋人筆記，沈括《補夢溪筆談》最詳：
韓魏公慶歷間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后園有芍藥一枝分四枝，枝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蕊。問之，名金纏腰，又謂之金帶圍。初無種，有時而出，則城內當有宰相，公異之，開一會，欲招三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岐公圭為大理評事通判，王荊公為大理評事簽判，皆召之。尚少一客……命取過客歷，求一朝官足之。過客無朝官，惟有陳秀公升之，時為大理寺臣，遂命同會。剪四花，主客各簪一花，甚為盛集。后三十年間皆為相。
這也只是湊巧之事而已，但這次金帶圍宴集卻作為佳話流傳至今。
這類品花賞果的歲時宴會后來逐漸豐富并多樣化、系統化，顯示了中華文化的進一步發展。
春歸夏至，五月初的端午則為紀念屈原而設：“自五月一日及端午節前一日，賣桃、柳、葵花、蒲葉、佛道艾，次日農家鋪陳于門首，與粽子、五色水團、茶酒供養，又釘艾蒲于門上，士庶遞相宴賞。”到明代，據史玄《舊京遺事》記載：“京朝官端午賜食粽，重陽賜食糕，一費可七百金。食時助以酒脯，取沾赍而畢。”總之，商行宴飲在一般酒食而外，粽子必定是應時之食，萬不可少的。而所飲之酒，至遲在明代已有特定：“初五日午時，飲朱砂、雄黃、菖蒲酒，吃粽子，吃加蒜過水面，賞石榴花，佩艾葉，合諸藥，畫治病符。”
七月初七乃傳說中牛郎織女相會鵲橋之日，稱為“七夕”，唐代已有乞巧的風俗。陳鴻《長恨歌傳》記唐玄宗和楊貴妃故事，清代洪升《長生殿》劇本，亦以此場景作“密誓”一出，均膾炙人口。南宋時，七夕“婦人女子至夜對月穿針，饾饤杯盤，飲酒為樂，謂之乞巧”。
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又稱團圓之節，家家供月餅瓜果，候月上，焚香后即大肆飲啖，多竟夜始散席者。宋代吳自牧《夢粱錄》，記南宋時臨安風習：“八月十五日中秋節，此日三秋恰半，故謂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時，又謂之月夕。此際金風薦爽，玉露生涼，丹桂香飄，銀蟾光滿。王孫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樓臨軒玩月，或開廣榭，玳筵羅列，琴瑟鏗鏘，酌酒高歌，以卜競夕之歡。至如鋪席之家，亦登小小月臺安排家宴，團圓子女，以酬佳節。雖陋巷貧宴之人，解衣市酒，勉強迎歡，不肯虛度。”
九月初九日為重九，稱重陽節。古人于此日佩茱萸囊登高飲菊花酒以避災禍，唐代詩人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說明唐代重陽登高已成極普遍的民俗。北宋時，重陽有賞菊之會，且出城登高宴聚。南宋時：“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當，于慶瑞殿分列萬菊，燦然眩眼，且點菊燈，略如元夕。內人樂部亦有隨花賞，如前賞花例。蓋賞燈之宴，權輿于此，自是日盛矣。或于清燕殿，綴金亭賞橙桔。遇郊祀歲則罷宴。都人是日飲新酒，泛萸簪菊。”明代宮中：“九月重陽節，駕幸萬壽山，或兔兒山、旋磨山登高，吃迎霜麻辣兔，飲菊花酒。”說明明宮廷重陽風習又有不同，但設酒宴飲則不變。皇宮中如此，一般士子又如何呢？“每屆九月九日，則京都人士提壺攜榼，出郭登高，南則在天寧寺、陶然亭、龍爪槐等處，北則薊門煙樹、清凈化城等處，遠則西山八剎等處，賦詩飲酒，烤酒分糕，洵一時之快事也。”原來士人更加會自尋樂趣，他們白帶酒菜出城野宴去了。
十一月仲冬冬至之日，朝廷必行郊天之禮。冬至“朝庭大朝會慶賀排當，并如元正儀”“三日之內，店肆皆罷市，垂簾飲博，謂之‘做節’。享先則以餛飩，有冬餛飩年（食發）饦之說。貴家求奇，一器凡十馀色，謂之百味餛飩”。南宋時已有冬至食餛飩之俗。明代則不然，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云：“十一月冬至日，百官賀冬畢，吉服三日，具紅箋互拜，朱衣交于衢，一如元旦。民間不爾，惟婦制履舄，上其舅姑。”清代則又有改變，《燕京歲時記》謂：“冬至郊天令節，百官呈賀表。民間不為節，惟食餛飩而已，與夏至之食面同，故京師諺曰：冬至餛飩夏至面。”可見清代又恢復了南宋冬至節的飲食。
此后，十二月二十三日祭灶送灶王爺，此風俗遲至北宋已有：“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請僧道看經，備酒果送神，燒合家替代錢紙帖灶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門謂之醉司命。”但這還稱不上真正的宴集，唯富貴之家，“遇雪即開筵，塑雪獅，裝雪燈雪人，以會親友”。至除夕，宋代宮廷作儺驅祟：“是夜禁中爆竹山呼，聲聞于外，士庶之家圍爐團坐，達旦不寐，謂之守歲。”除夕之夜家家戶戶都設有家宴，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歲月太平而又辦得起宴席的人家，都在爆竹聲中品嘗酒肴果品，享合家團聚之樂，等待新年的來臨。
